沈先生生前和去世後，為他出書的事奔走最熱心的朋友應當首推荀令文。
令文是慧先生生的二公子，和我相識也有幾十年了。“藝培”一建校，他和他大哥令香就是學校的工作人員。令文多年擔任班主任，我弟弟在戲校學習時，十分調皮搗蛋。校方為此找家長談話，有兩次就是令文和我談的。但我們較密的過從則是在“文化大革命”後期，陶然亭的把式場上。那時人們雖然強作歡笑，但總在眼底壓著些苦色，尤其是文藝界的同人，除去在唱樣板戲中撈到好處的浩亮之流，多半都神情有些壓抑，惟獨這個荀二公子，臉上從來不帶愁苦相。挺高的個子，穿著件破舊的棉大衣，扣子掉了兩個，兩肘見了棉花，腳上一雙“貓窩”棉鞋也是打過掌的，可臉上總是笑嘻嘻，很像廟裏那尊布袋和尚。他不打拳，而是在陶然亭下那個小廣場上繞著圈子跑步。跑步時雙手插在大衣口袋裏，一邊跑一邊吹呼（不是喊，而是吹呼）：“嗨，嗨，嗨！”全陶然亭的遛早客他沒有不認識的。認識的他全打招呼，所以他這“嗨，嗨，嗨”，是連呼氣帶招呼兩用；他也有不來的時候，他如果這天不來陶然亭，必定是到別處遊玩去了。他買了張郊區通用月票，香山、臥佛寺、櫻桃溝、西山八大處，想上哪兒登車就走，第二天見麵他準帶回一兩件趣聞，逗大家哈哈大笑。這些趣聞他有的是親眼所見，有的我懷疑是他編的。有次他去頤和園，回來說園內有的地方隔離開來另外賣票。有一處門口還有兩個人站崗，完全清裝打扮，馬褂、箭衣、纓帽，腰上還挎了把腰刀，但兩個人卻是完全的現代青年，紅線帽下邊是長發。觀眾就在一邊議論說：“這兩個人不像。”兩位站崗的聽人議論難免有些不高興，有一位就小聲說：“像，像你爸爸！”於是引起一番爭執。我問他：“可是你親眼所見？”他說：“當然親眼所見，我隻把情節組織了一下。”
沈先生去世後，我為他的書得不到出版而不平，提出自費替他印。令文聽到後，鄭重寫封信來說，他雖不富裕，印書他出一份錢。後來上海文藝出版社答應出這本書了，圖書發行部門要征求一下訂戶。令文又到處寫信，征到了不少訂戶。誰知出版社另有原因，又把出書的事推到不知多久的“以後”去，訂戶們收不到書，紛紛寫信責問他，批評他，他又一一寫信去道歉，並勸我：“別生氣，別得罪出版社，多說點好話，托托人早點印出來比什麼都強，別的事我全兜著，你就管這一樣好了！”
令文做得一手好菜。每天早上去陶然亭，必帶個手袋，回去路上尋找人口之物。他本是學唱老生的，後來又對京韻大鼓入迷，但始終沒當正式演員。他哥哥令香倒是從父親那裏學了些荀派的拿手戲，現在專教荀派戲，而且專教三十年前荀先生的戲，如《香羅帕》、《荀娘》。令文說：“我們大爺這手弄對了，紅娘人人會唱，用不著咱教了。”
§§記憶中的老舍先生
今年，1994年2月是老舍先生九十五周年誕辰。想起一些往事。
四十四年前，有一天我坐在北京東單三條跟朋友聊天，那裏是“北京市大眾文藝創作研究會”一間客廳，大家在等候開會。上次會我沒來，偏偏那天老舍先生來了。他們談對老舍的印象，我插不上嘴。聽他們談的帶有太多恭維、崇敬色彩，跟我從中得到的印象不大一樣。我想象他是跟拉車的、開店的都能論交情的平民文化人。他們說的更像是位地位高人一等、派頭很大的教授名人。正在疑惑，一陣腳步聲，從門外走進幾個人來。最前邊是位大高個，頂著幹部帽，穿著件清河製呢廠出的粗呢幹部服，褲子上有香煙燒的洞；中間一位穿著嶄新的棉幹部服，沒戴帽子，微微有點“水蛇腰”，胸板挺得不直；最後一位個頭不高，戴一頂英國呢子禮帽，穿一身剪裁合體、麵料考究的絳色西裝，戴金絲眼鏡，手執“司提克”，活脫是個洋紳士（我並沒見過洋紳士，這洋印象來自狄更斯的）。
前邊這人我認識，是尊敬的趙樹理同誌。中間一位也知道，是我仰慕已久的端木老大哥；這最後一位大家就招呼他“老舍先生”。
真的跟我想象中的老舍沒對上號！
人們站起來搶著握手，端木沒戴帽子趙樹理不摘帽子，兩手都應付自如。老舍右手拄著文明棍，摘下帽子托在左手上了，兩手都不得閑，就有點措“手”不及。他眼睛往四處瞧了下說：“找不著釘子，帽子還是掛在頭上吧。”把帽子掛在頭上，這才騰出手來跟大家相握。大家都笑，他卻麵不改色，一本正經地跟大夥寒暄。
散會時，他對身邊的人說：“明兒個上我那喝酒去吧，我有酒，你們帶豆腐幹花生豆怎麼樣？”回頭又衝我找補一句：“你還小，就別跟我們學壞了！”
我覺得跟想象中的平民作家對上號了，還覺得老舍就該穿西服拄文明棍。直到後來在他家見他身穿長袍，腳蹬老頭樂棉鞋，才覺著這樣更對路。
“大眾文藝研究會”是北京文聯成立前，由李伯釗、趙樹理、康濯、馬烽等挑頭的一個文學團體，是團結“大眾文學”作家的一個團體。北京解放後，寫武俠、言情、偵探的通俗作家和小報撰稿人一時沒了章程。如李薰風、陳慎言、鄭證因、梅娘等，一向賣文為生，沒有固定的工作單位。如今照老路子寫的作品沒市場了，“革命”一時還寫不來，又沒大鍋飯吃，生活發生困難。連張恨水，還珠樓主也很拮據。“創研會”就組織他們學習，采訪，寫些反映新生活的作品，並設法幫助一些人安排工作。從解放區來的作家和剛從大學出來的文學青年參加進來，主要協助工作。那天開會談的題目就是怎樣幫助通俗作家們寫出反映新生活的作品，解決他們生活困難。老舍先生出主意說：馬上寫成本大套的作品有困難，可以從最容易的入手，比如整理點民間傳說，替曲藝界、戲曲界改點舊段子、舊劇本。他說：“拿大鼓說，有的段子人們都聽熟了，會背了，可是誰也不懂什麼意思，因為要麼太文要麼不通，唱的聽的都糊塗多少年，解放了總不能再糊塗下去了吧。把它們改順了，能聽懂，這用不著學多少革命理論，伸手就能辦嘛。拿《白帝城》說，是名段子，開頭幾句你們聽得懂嗎？”說著他點著一支煙哼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