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王國的曆史結果，並沒帶來此地戰亂的結束，此後數百年，仍是你殺我斫，烽火連天。一直到推翻了封建皇朝，建立民國，馮玉祥先生把以銀川為中心的這塊地方從甘肅境內劃出來，獨立建省，取名“寧夏”，但他祈求安寧的心願並沒有實現，寧夏的大權落在地方軍閥馬鴻逵手中，更加戰無寧日。據1935年寧夏省政府統計，該省人口是一百萬零二千八百七十六人。六年後，1941年再統計，人口隻有七十萬了。而馬鴻逵的兵卻由30年代的二三萬人，增加到十幾萬人，寧夏六個老百姓就得養活一個兵，就隻是為了打仗。於是跟共產黨打，跟別的軍閥打，馬鴻逵與馬鴻賓兄弟之間也打。大家可知道，在舊中國，一顆迫擊炮彈打響，就報銷了一個中農家庭的全年經濟收入。
寧夏是個苦地方，除去河套地區外，一片黃土，不見綠色。至今個別特困地區，全年人均收入不超過一百元人民幣，得靠政府救濟過活。在銀川，我問一位在寧夏工作了幾十年的老朋友：“這麼苦的地方，當年怎麼能供得起這麼沉重的戰爭負擔呢？”他說：“軍閥們敲骨吸髓，令人不寒而栗！”就這銀川市，當年到底有多少種捐稅，誰也說不清，擔頭捐、店鋪捐、鴿堂捐、行傭捐、羊隻捐、屠宰捐、船捐、馱捐、警捐、妓捐、燈捐、戲捐……用老百姓的話說是“百物皆上稅，放屁也要捐”。
寧夏，寧夏，何寧之有？
當然，自有人從人民的苦難中得到利益。據說，寧夏臨解放前夕，軍閥土皇帝馬某一次用飛機就搶運出七噸多黃金。上海解放後統計私人房產，發現占有房產最多的既不是江南企業家，也不是當地豪紳，卻是這位在偏僻窮苦地帶掌權多年的寧夏王。
因此，當我麵對那一個個西夏王陵的土堆時，對我腳下那片土地沒抱樂觀的希望。甚至以為改革開放隻使寧夏多分到一些救濟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