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隔四十年，不久前我又去了涼山。引起我再訪涼山念頭的是彝族詩人吉狄馬加。
1992年我陪老作家陳荒煤先生由雲南去新疆，路經成都時，吉狄馬加請我們吃飯。我讀過他的詩，印象極好，是現代派青年詩人。我問他家鄉何處，他說是涼山。我聽後渾身一震。那除卻巫師無人識字的涼山也出現了詩人，而且如此有成績，實在難以想象。我跟他打聽了幾個相識的彝族上層人物，原來多是他的父輩和教師。我進一步向他打聽曲木阿呷，他睜大眼睛問我：“她早死了，你不知道嗎？50年代中期，她從北京回來後，熱心參加改革，被反對改革的人殺害了。當時她躲在山洞裏麵，暴徒們在洞外說：‘出來投降吧，你是彝人，我們不殺你，你發表個聲明就放你。’她回答說：‘彝族一定要改革，你們幾個人是攔不住的，我死了沒關係，改革必定成功。’結果被極殘酷地殺害了。那年她還不滿二十歲，如今在西昌有她的陵墓。”
他還告訴我，事後人們在曲木背包中發現一疊她寫的情詩，顯然是寫給羅洪的。因為她是白彝，他是黑彝，他們始終沒敢公開戀愛過。
我這才知道涼山在50年代已經進行了改革，而且為改革付出了這麼大犧牲。到底有多少人為它犧牲了青春，犧牲了愛情，永遠無從考察了。
我終於去了涼山。走的不再是蜿蜒小徑，是柏油公路，而且看到彝族個體企業家開著平治車奔馳。看到水渠稻田，豬牛羊馬。在一個富有稀金屬礦產的地方，還看到了比當年我住過的那棟“洋樓”更地道的歐式民居。不僅外形美觀，屋內吊燈電扇、沙發音響齊全，我問吉狄馬加：“這是公家房還是私家房？”他說：“公家蓋不起，此地礦業允許個人承包開采，這是小礦主們的住宅。”
當然，涼山還沒有全都達到這個水平，但即使在貧困區，其生活水平也非當年奴隸主們所能想象。這裏比起許多漢族地區平均收入高，少數民族自治區在財政上會受到許多補貼和優待。
我走了涼山大部分地區，接待我的有作家藝術家，也有地方官員，全是彝人，大都受過大學或專科教育。我到那位姑娘的墓上祭奠之前，先去拜訪了她的弟弟。當年他父親被某大奴隸主殺害，他寄居在叔叔家，是個衣衫不整的白彝孩子。如今竟當了西昌最大醫院的院長，成了著名心髒外科專家，論文在國外發表後很引起重視。他告訴我，他在我們走後被醫院招收做了勤務員，後來送到民族中學學習，畢業後又考上了北京醫學院，已經從醫二十餘年了。我看他那儒雅文明的學者風度，真弄不清是真是夢。後來我了解一下，涼山現在各部門主持工作的彝人幹部，都是他這一代人，不少有相似的經曆。這新的一代彝族精英，既有黑彝出身也有白彝子弟，沒受唯成分論的影響，可能黑彝幹部占的比例還要大些，因為他們經濟基礎好，接受教育機會多。
朋友們請我參加晚會看彝族青年唱歌跳舞。不僅跳民族舞，還跳迪斯高、霹靂舞；不僅唱彝族民歌，還唱港台的“勁歌”、“金曲”。在家中時，我一聽女兒唱那協和語般文理不通的歌曲就厭煩，但從彝人口中唱出，卻使我高興狂喜。因為它使我感到涼山彝人跨進了現代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