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一早，梨華又囑咐校長一遍，叫他派人去找我的皮包，我們仍按計劃進行我們的活動。
上午張信生女士陪我去拜訪了此地作協主席。下午我在梨華的課堂上給學生講了課，然後又為教師和研究生們作了個關於中國當代文學狀況的演講，兩次講演成功失敗都各占一半。凡講到理論部分，美國人都冷漠；講到具體例證，他們就活躍起來。聽眾中有不少華人，台灣來的和大陸來的都有，台灣學生提問專注於藝術方麵，倒是大陸學生總想問點敏感性政治題目。我的回答是勸他看《人民日報·海外版》，那上邊比我說的清楚。
晚上校長為我舉行家宴，學校派來兩名廚師和兩位女服務員。我們回到家時，菜都準備好了，可是校長卻不在，梨華大為生氣，說馬上客人就來了，他上哪兒去了呢。不一會，校長風塵仆仆地走了進來，笑著說：“抱歉得很，我回來晚了，我給鄧取包去了。這是個人私事，我不能派公務人員去，隻能下了班我自己開車去，現在好了，大家可以安心說笑了。”
我除了向校長致謝，實在不知說什麼好。
晚會到了幾十個人，和我談得最久的，一位是與辛格合作寫劇本的女作家，一位是東歐某國前駐越南大使。女作家對幽默文學有研究，和我討論中國幽默與西方幽默的異同。大使先生到過中國，對中國懷有友好情誼，我也到過他的國家，自然話題就多些。
為了禮貌，我特別稱讚了兩位廚師，我說：“今天的菜真好吃。”女作家說：“聽說校長夫人做的中國菜更好吃，可惜那是校長的專利，別人很難吃到。”我告訴她：“校長夫人的菜我已領教了好幾天了，如果她不是我的同胞，我真想說她學中國菜學得很像了。”
女作家說：“這是中國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