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1月，應日中文化交流協會之邀，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日本，我又一次登上扶桑三島。
白土吾夫等老朋友對我很關照，問我對活動內容有何建議，個人有什麼要求。我說希望到少年時勞動之處再看一眼，會兩個老朋友，但隻作私人旅行，不可驚動官方、會社與傳媒。他們接受我的請求，一改請代表團從北京直飛東京的習慣做法，要我從福岡入境，派橫川健先生在福岡迎候，陪同我們先在地方上活動，最後再到東京。
我寄去想要會見的朋友名單，請他們幫助聯絡。
戰爭時期日本的工廠中沒幾個精壯工人，除了中國和朝鮮的“苦力”，多是殘疾人、女工和“勤勞奉仕”的學生。戰敗後我幹活的工廠因戰爭責任受到懲罰，被占領軍封閉，人走鳥散。過了十年，恢複生產，人員和設備全部更新，那廠裏是沒有熟識的人了。幾年打聽、查詢，發現還有三個相識的活在世上。
一位叫中元幸廣。
在華工營地，日本管理人員分教官和舍監兩種。教官權大位高，窮凶極惡；舍監位卑職低，隻管吃喝拉撒睡。中元幸廣是舍監中地位最低，年紀最小的。那年他不過十七八歲，因病逃避了兵役，瘦骨伶仃，毫沒有武士道的彪悍與凶狠。日本人都看不起他。隻因他哥哥是大教官，才給他找了這個吃飯的地方。我們管他哥哥叫大中元，管他叫小中元。兩個中元從裏到外沒一點相像之處。大中元是公開的特務機關派駐人員，陰狠毒辣，喜歡麵帶笑容手執皮鞭把華工打得皮開肉綻；小中元膽小厚道，從不打人，私下裏還跟華工說一兩句玩笑話。多少年過去了，管理人員姓氏大都忘記，惟有兩個打人最狠的和兩個從不打人的姓氏牢記不忘。其中就有這兩個中元。
1984年我到東京參加國際筆會，住在新宿，有天一大早樓下辦公室打電話來說：“有位日本老人要見你，你能見他嗎？”我問：“叫什麼名字？有什麼事嗎？”電話中說：“中元幸廣，他說以前做過對不起你的事，今天特意前來賠罪……”說著話筒換了人，換成一個發顫的聲音說：“我是小中元，你記得我嗎？你能原諒我嗎？”
我跑下樓，看見在大堂角落裏站著一個又瘦又矮的老人，還保留一點青年中元的影子。我招呼了一聲：“中元君！”他踉蹌跑過來，抱著我肩膀失聲痛哭。他說從報紙上看到我的名字，特意從山口縣趕來，很怕我不肯見他。他說戰後不久他就成了共產主義信仰者，一直為工人運動，為中日友好工作，現在是某市日中友好協會負責人。當年沒有能設法保護我，他感到很自疚，不來當麵認錯，他要受良心折磨……說著拿出他的名片給我看，我才知道他的本業是經營小小的汽車修配站，參加工人運動，為日中友好奔走都是純義務。
知恥近乎勇！這樣的人在日本見得並不多，我當然要拿他當朋友，並為久別重逢而高興。他就在我住的大酒店附近小旅館住下來，陪我在東京閑聊了好幾天。交談中才知道，他從小沒有父母，曾隨人流浪到中國，在中國得了急病，被一位素不相識的中國人救了過來。他問那人姓名，發誓要報恩。那人說：“不必記住我，但要記住中日兩國曆史上是朋友。中國文化滋潤過日本民族，現在日本兵來中國燒殺搶掠，這是恩將仇報，禽獸不如。你要還有人心，就別跟著他們欺負中國人！”
從那以後，他對中國有種特殊的感情。為此卻招來了他哥哥的反感和周圍別的日本人的輕視。
從此我們經常通信。過兩年他退休了，就自費到中國留學，成了北京語言學院短期班年紀最大的留學生。學中文，每期三個月，每年學一期，連續學四五年，竟學會一口流利的北京話。有中國代表團去長崎，他就義務任翻譯，自費當陪同。張海迪去日本訪問，回到北京給我看她的照片，照片上為她推輪椅的正是這位“中元叔叔”；中國兒童藝術團到日本訪問演出，陪孩子旅行的又是這位“中元爺爺”！做這些他都白盡義務，夥食自理。
年逾古稀，他不再來留學了。我把中元幸廣的名字報給了日中文化交流協會。
臨動身前，中元從長崎打來電話，他說橫川先生已經把我去的消息告訴他了，他決定和老伴兩人到福岡會我。還說他把這消息打電話告訴了德山濱田，濱田又找到一個老熟人，就是在食堂做飯的河穀安子……
他在電話中說：“喂，我要陪你去德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