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人 廣州事
作者：陳駿濤
2010年即將謝幕！在2010年的年輪上，中國，乃至世界，肯定要給羊城記上濃墨重彩的一筆：這一年，羊城成功地舉辦了亞運會和亞殘運會，博得了滿堂喝彩。羊城以她的實際作為，顯示了她的寬廣胸懷：她不僅能夠容納整個中國，而且能夠容納整個世界！
作為一個外鄉人，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之前，除了教科書上記載的那些曆史事件之外，我對羊城幾乎沒有什麼個人的記憶，甚至連羊城的城門都沒有邁進過。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春風首先吹到了羊城的近鄰深圳，使我的目光很自然地也投向了作為廣東省會的羊城。自此之後，我對羊城才開始有了一些記憶。1983年，羊城當年最有聲望的文學雜誌——《花城》，曾刊出過我的一篇小文，算是我與羊城文字結緣的起始。繼之，1984年，《花城》還刊出過我的一個長篇論文——《劉心武論》。此後，盡管我對《花城》幾乎無所奉獻，但她卻與我不離不棄。每當我收到這份雜誌感到慚愧的同時，又十分感念她的胸懷。開放的眼光和寬廣的胸懷，依然是這份老牌刊物延續至今的最可貴的品格。
我與羊城文字的結緣，不能不首先提及羊城才子謝望新。1983年，中國作家協會組織了一個《當代作家論》寫作組，我也忝列其中。其時，來自全國各地的二十多位老中青三代寫作者齊聚北京香山，從羊城來的唯一成員就是謝望新。他當時未及“而立”，看起來就像是剛剛畢業的大學生，是寫作組中最年青的一員，卻寫得一手好文章。他是《花城》的編輯，也是八十年代羊城“炙手可熱”（郭小東語）的評論家，視野開闊，提出過“走出五嶺山脈”、“建立與發展廣派文學批評”等響亮的主張。我與羊城文字的結緣，正是始於謝望新的引薦。
除了《花城》，我先後在羊城的其他報刊上也留下了一些文字，這些文字也許早就被人們淡忘，但它卻還留存在我的記憶中，使我在回首往事時，特別是在搜索關於羊城的記憶時，也有了點點滴滴的溫馨和快慰。這些報刊有：《文藝新世紀》、《當代文壇報》、《羊城晚報》、《南方周末》、《南方日報》、《新快報》、《南方都市報》……盡管文字不多、質量也是平平，但畢竟是留下了，於是對她便有了一份感念。
對羊城人的感念，年長者中當首推秦牧。秦牧的《藝海拾貝》是我年青時代愛不釋手的一本書。“文革”之後，秦牧一度借調到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我受命籌組《文學評論》複刊的稿件時，曾找過他，並與他有過一段交往，他的一篇談論文藝題材問題的文章，就刊登在《文學評論》複刊號的第一期上。秦牧淵博的學識和平實的作風，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是一位十分注重文學作品的知識情趣和人格力量的作家，如果確實有所謂文格和人格高度統一的作家的話，我以為秦牧就是這樣一位，他是我們永久的榜樣！1990年１１月，羊城召開秦牧文學創作研討會的時候，我當時在華僑出版社任職，曾專程前往祝賀，並在會上表達了這層意思。
在羊城的同齡人中，黃樹森、饒芃子和黃偉宗都是較早認識的，但交往不多，交往較多者當數陳衡，也是我在羊城最早認識的朋友之一。陳衡為人熱忱坦蕩，似乎沒有什麼城府，雖然一口廣東腔，卻並不影響我們之間的交流。這是一位對生活始終充滿激情，對學業不斷進取，涉足領域也頗寬的人。說“他的人生就像是一台永動機”（黃修己語），這個比喻真是既形象，又貼切。
1985年３月，在廈門大學召開的“文學評論方法論”討論會上，我認識了來自南國的幾位青年評論家——郭小東、陳劍暉和陳誌紅，開始了我與羊城結緣的新的一頁。郭小東和陳劍暉是會議名單上有的，而陳誌紅——當時是《文藝新世紀》的編輯——卻是不請自來的。對她的到來，我始則感到突然，繼而也就釋然，甚至還有些欣賞這位青年人的這股闖勁呢！郭小東和陳劍暉在廈門會議上說話不多，但卻表現得相當活躍，他們積極活動，籌謀於次年在海南島召開“全國青年評論家文學評論研討會”，企圖把文學批評變革之火種引向南國。我有幸被邀作為中年評論家的代表參加了海南的研討會。海南會議為八十年代崛起的一幫生氣勃勃的青年評論家提供了一個表述自己思維成果的平台，對當年的文藝批評觀念的變革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這方麵，郭小東和陳劍暉是功不可沒的。後來他們也都先後被調進了羊城。幾乎與此同時，我又先後認識了羊城的另外兩位青年才俊——張奧列和鍾曉毅，我甚至還是張奧列在北京文學講習所（魯迅文學院的前身）期間的指導老師。於是，這五位青年才俊也就成了我最早結識的來自南國的年青作家和評論家，他們也是最早“走出五嶺山脈”、衝在前列的南國的年青作家和評論家。後來他們固然有各自不同的經曆，有的則已遠赴澳洲（張奧列），但都學有所成，在創作、教學、傳媒、批評研究各個領域都有所建樹，對羊城的文化建設都作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