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會議結束之後，也就是1986年５月，我平生首度登上了我國老牌的高等學府——中山大學的講壇，與當年最有演講才能、最具機敏睿智風度的青年評論家許子東（來自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同台講演。那次講演的內容已經淡忘了，但講演時的熱烈情境至今記憶猶新：一間碩大的階梯教室，不僅座位上，連階梯上都坐滿了人，還有一些沒有座位站立著的，密密麻麻的一片，全是人。這與其說是對來自外鄉的講演者的一種熱情，不如說是表現了這所大學聽講者對接納新知的一種渴求，一片胸懷。
羊城的胸懷使她也能夠接納不少外鄉人，使這些人心甘情願地為這個城市奉獻出自己的聰明才智。我的好幾位同鄉就生活在這座城市裏：黃修己、何龍、謝有順……。黃修己，這位我中學時代的學兄，北京大學的高材生，居然會放棄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學教授的頭銜，跑到中山大學任教，並在這所大學裏著書立說，結出碩果，這是我先前沒有想到的。那一年，當有人把這個消息傳遞給我時，我還以為是誘導我移師南方的一種策略呢！還有謝有順，這位才氣橫溢、我看著他一步一個腳印成長起來的年青人，居然會從福州跑到羊城，不僅在中山大學安家落戶，還聯手《南方都市報》，創設了影響很大的“華語文學傳媒獎”，也是我始料未及的。還有我的幾位來自外鄉的隔代的朋友：安徽的金岱，湖北的的程文超（已英年早逝）和江西的江冰……他們都先後在羊城安家落戶，而且成績卓著，各有自己的一片天空。羊城是一片沃土，即便是來自外鄉的種子，也是可以在這裏生根、開花、結果的，我想。
2011年的鍾聲就要敲響，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即將來臨。在這個既紛亂浮躁，又充滿機遇、充滿挑戰、充滿活力的時代，羊城在“二次騰飛”的十年裏會有什麼新的作為呢？我以古稀之年翹首以待，並借此機會向羊城的所有朋友鞠躬問候！
（陳駿濤：著名文學評論家。現居北京。）
陳駿濤
2010年即將謝幕！在2010年的年輪上，中國，乃至世界，肯定要給羊城記上濃墨重彩的一筆：這一年，羊城成功地舉辦了亞運會和亞殘運會，博得了滿堂喝彩。羊城以她的實際作為，顯示了她的寬廣胸懷：她不僅能夠容納整個中國，而且能夠容納整個世界！
作為一個外鄉人，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之前，除了教科書上記載的那些曆史事件之外，我對羊城幾乎沒有什麼個人的記憶，甚至連羊城的城門都沒有邁進過。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的春風首先吹到了羊城的近鄰深圳，使我的目光很自然地也投向了作為省會的羊城。自此之後，我對羊城才開始有了一些記憶。1983年，羊城當年最有聲望的文學雜誌——《花城》，曾刊出過我的一篇小文，算是我與羊城文字結緣的起始。繼之，1984年，《花城》還刊出過我的一個長篇論文——《劉心武論》。此後，盡管我對《花城》幾乎無所奉獻，但她卻與我不離不棄。每當我收到這份雜誌感到慚愧的同時，又十分感念她的胸懷。開放的眼光和寬廣的胸懷，依然是這份老牌刊物延續至今的最可貴的品格。
我與羊城文字的結緣，不能不首先提及羊城才子謝望新。1983年，中國作家協會組織了一個《當代作家論》寫作組，我也忝列其中。其時，來自全國各地的二十多位老中青三代寫作者齊聚北京香山，從羊城來的唯一成員就是謝望新。他當時未及“而立”，看起來就像是剛剛畢業的大學生，是寫作組中最年青的一員，卻寫得一手好文章。他是《花城》的編輯，也是八十年代羊城“炙手可熱”（郭小東語）的評論家，視野開闊，提出過“走出五嶺山脈”、“建立與發展廣派文學批評”等響亮的主張。我與羊城文字的結緣，正是始於謝望新的引薦。
除了《花城》，我先後在羊城的其他報刊上也留下了一些文字，這些文字也許早就被人們淡忘，但它卻還留存在我的記憶中，使我在回首往事時，特別是在搜索關於羊城的記憶時，也有了點點滴滴的溫馨和快慰。這些報刊有：《文藝新世紀》、《當代文壇報》、《羊城晚報》、《南方周末》、《南方日報》、《新快報》、《南方都市報》……盡管文字不多、質量也是平平，但畢竟是留下了，於是對她便有了一份感念。
對羊城人的感念，年長者中當首推秦牧。秦牧的《藝海拾貝》是我年青時代愛不釋手的一本書。“文革”之後，秦牧一度借調到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我受命籌組《文學評論》複刊的稿件時，曾找過他，並與他有過一段交往，他的一篇談論文藝題材問題的文章，就刊登在《文學評論》複刊號的第一期上。秦牧淵博的學識和平實的作風，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是一位十分注重文學作品的知識情趣和人格力量的作家，如果確實有所謂文格和人格高度統一的作家的話，我以為秦牧就是這樣一位，他是我們永久的榜樣！1990年十一月，羊城召開秦牧文學創作研討會的時候，我當時在華僑出版社任職，曾專程前往祝賀，並在會上表達了這層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