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羊城的同齡人中，黃樹森、饒芃子和黃偉宗都是較早認識的，但交往不多，交往較多者當數陳衡，也是我在羊城最早認識的朋友之一。陳衡為人熱忱坦蕩，似乎沒有什麼成府，雖然一口廣東腔，卻並不影響我們之間的交流。這是一位對生活始終充滿激情，對學業不斷進取，涉足領域也頗寬的人。說“他的人生就像是一台永動機”（黃修己語），這個比喻真是既形象，又貼切。
1985年三月，在廈門大學召開的“文學評論方法論”討論會上，我認識了來自南國的幾位青年評論家——郭小東、陳劍暉和陳誌紅，開始了我與羊城結緣的新的一頁。郭小東和陳劍暉是會議名單上有的，而陳誌紅——當時是《文藝新世紀》的編輯——卻是不請自來的。對她的到來，我始則感到突然，繼而也就釋然，甚至還有些欣賞這位青年人的這股闖勁呢！郭小東和陳劍暉在廈門會議上說話不多，但卻表現得相當活躍，他們積極活動，籌謀於次年在海南島召開“全國青年評論家文學評論研討會”，企圖把文學批評變革之火種引向南國。我有幸被邀作為中年評論家的代表參加了海南的研討會。海南會議為八十年代崛起的一幫生氣勃勃的青年評論家提供了一個表述自己思維成果的平台，對當年的文藝批評觀念的變革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這方麵，郭小東和陳劍暉是功不可沒的。後來他們也都先後被調進了羊城。幾乎與此同時，我又先後認識了羊城的另外兩位青年才俊——張奧列和鍾曉毅，我甚至還是張奧列在北京文學講習所（魯迅文學院的前身）期間的指導老師。於是，這五位青年才俊也就成了我最早結識的來自南國的年青作家和評論家，他們也是最早“走出五嶺山脈”、衝在前列的南國的年青作家和評論家。後來他們固然有各自不同的經曆，有的則已遠赴澳洲（張奧列），但都學有所成，在創作、教學、傳媒、批評研究各個領域都有所建樹，對羊城的文化建設都做出了貢獻。
海南會議結束之後，也就是1986年五月，我平生首度登上了我國老牌的高等學府——中山大學——的講壇，與當年最有演講才能、最具機敏睿智風度的青年評論家許子東（來自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同台講演。那次講演的內容已經淡忘了，但講演時的熱烈情境至今記憶猶新：一間碩大的階梯教室，不僅座位上，連階梯上都坐滿了人，還有一些沒有座位站立著的，密密麻麻的一片，全是人。這與其說是對來自外鄉的講演者的一種熱情，不如說是表現了這所大學聽講者對接納新知的一種渴求，一片胸懷。
羊城的胸懷使她也能夠接納不少外鄉人，使這些人心甘情願地為這個城市奉獻出自己的聰明才智。我的好幾位同鄉就生活在這座城市裏：黃修己、何龍、謝有順……。黃修己，這位我中學時代的學兄，北京大學的高材生，居然會放棄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學教授的頭銜，跑到中山大學任教，並在這所大學裏著書立說，結出碩果，這是我先前沒有想到的。那一年，當有人把這個消息傳遞給我時，我還以為是誘導我移師南方的一種策略呢！還有謝有順，這位才氣橫溢，我看著他一步一個腳印成長起來的年青人，居然會從福州跑到羊城，不僅在中山大學安家落戶，還聯手《南方都市報》，創設了影響很大的“華語文學傳媒獎”，也是我始料未及的。還有我的幾位來自外鄉的隔代的朋友：安徽的金岱，湖北的的程文超（已英年早逝）和江西的江冰……他們都先後在羊城安家落戶，而且成績卓著，各有自己的一片天空。羊城是一片沃土，即令是來自外鄉的種子，也是可以在這裏生根、開花、結果的，我想！
2011年的鍾聲就要敲響，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即將來臨。在這個既紛亂浮躁，又充滿機遇、充滿挑戰、充滿活力的時代，羊城在“二次騰飛”的十年裏會有什麼新的作為呢？我以古稀之年翹首以待，並借此機會向羊城的所有朋友鞠躬問候！
2010年12月23日於京東南隅·從心齋
責任編輯朱繼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