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在《談女人》一篇中，說到《大神布朗》，“奧尼爾以印象派筆法勾出的‘地母’是一個妓女”，這妓女會不會也是《海上花》，長三堂子裏的“姑娘”一類的？看侯孝賢拍攝的《海上花》，睡過去，醒過來，終是不了解如此精雕細刻，要做成一件什麼東西。問藝術顧問阿城，他的回答總是王顧左右而言他。在香港張愛玲研討會上，聽編劇朱天文談《海上花》拍攝，記住的是還兼美工的阿城一句話“沒有用的東西要多”，還記住侯孝賢令女演員練吹紙撚子，要練到爛熟。統是這類細節，而我迷茫不得知的，似乎早已經顯而易見，無須再提了。一直到去年在高雄，偶遇詩人蔣勳，在和式小館吃鐵板燒宵夜，再一次鼓起勇氣問道，方才得到正麵的回答。蔣勳說：你要知道，在舊時代裏，中國有錢男人有妻有妾，不缺女人，那麼，他們到妓院裏去找什麼呢？電影一開頭，人家在玩，王老爺卻一人向隅，在慪氣，在家，講的是舉案齊眉，誰敢給他們氣生？他們到長三堂子裏來，找的就是平等相處的居家過日子。換句話說，舊時代的男人的家庭生活，其實是相當概念性的，而在這裏，卻是活生生的生活。阿城要的“沒有用的東西”，劉嘉玲們學吹紙撚子，還有侯孝賢追求的，油燈燈光從緞麵上滑下來的室內效果，力圖營造一個日常家居環境，而這華麗的頹靡的格調，其實暗示出虛擬的本質。這樣說來，這些女人們，就真有些創世紀的“地母”的意思了，她們憑空築起一個男女平權的巢穴，既要有真實家庭的外部細節，比如媒妁之合，食宿起居，眷屬鄰裏，還要有假想的帶有烏托邦色彩的男女關係。
讀這五位女作家的散文，不禁就會想起這些“地母”的人間俗世變相。她們麻纏在俗事俗務中間，卻透出勃勃然的生氣。她們的精力一律格外充沛，而且很奮勇，一點不懼怕人生，一股腦地投進去。經過偌長歲月，都有了閱曆，吃過各樣苦，但沒有受過侮辱，所以，精神就很挺拔，還很天真。她們每人都有一張親友眷屬的網，就像蜘蛛一樣，耐心勤勞地爬織，縫綴。這網是她們的負荷，也是她們最強勁的攀著物，否則，這世界便空虛了，而現在不，她們很充實。充實得都有些少閑情，感時傷懷也是實打實的，不摻水。於是，就掂出了分量，不是深刻的那種，而是質地緊密。
散文其實難有職業的散文家，要是散文家，同時最好也是個實踐家，然後衍生出材料與感想，落筆成文章。這些人我就欽佩她們這一點，勇於實踐，又都具有旺盛的感情滋生力，再有龐大的容量。這些散文，散開來看看沒什麼，集在一起可真有些聚沙成塔的意思，很驚人呢！要照農人的說法，就是這地勁足得很。她們生長的年代也很對她們的脾性。怎麼說呢？就是事多，跌宕起伏，使她們比別人得享多幾倍的生活，反過來又養育了她們的吸納力。她們經驗與情感的能量很大呢，難免會有點雜蕪，可是不怕，她們兜得住，經得起，扛得動，歲月淘洗，自然會洗出真金。她們又使我想起簡·奧斯汀小說裏的女人，那些女人們永遠為一個問題焦慮，就是如何嫁出去。她們因為沒有陪嫁與機會，耽在閨中，翹首以待，驚恐地看著人生一日一日枯竭下去。她們可真是不同，她們都有著豐肥的人生，苦辛甜酸，均成養料，植種出“地母的根芽”。
為“上海女作家散文精選”序。
二〇〇〇年一月十五日上海
§§第一章 世事雜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