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人對利息和高利貸的關注也把他們引向了財富分配的研究。法國神父尼托爾·奧雷斯姆曾借助於一個類比說明他的思想：“正如在合唱隊中，一致不能有助於整體的和諧，而極端的或不正確的不協調毀壞或破壞整體的和諧，但是需要一個按比例的基於標準的聲調來產生一次歡快的合唱的甜美的旋律。同樣，一般來說，在社會的一切領域裏，財產和權力的不平等是不便利的和不合理的，但是，過於紛爭會毀壞和破壞國家的和諧。”顯然他反對財產兩極分化，而主張財產利益的結構性調整。
@@@三、古典經濟學派的倫理思想
在西方現代市場倫理思想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古典經濟學派的經濟人理性假設以及自由放任的社會經濟新秩序建立等思想有著重要的奠基作用。同時，資產階級天賦人權的啟蒙思想，空想社會主義以及其他各種社會主義等等，尤其是馬克思經濟倫理思想，進一步擴展了人類經濟倫理思想的空間。為了借鑒現代西方市場倫理，構建社會主義市場倫理，很有必要追溯自古典學派以來西方經濟學中的經濟倫理及其曆史變遷，分析其中的矛盾，以便有助於深入探索和認識市場經濟與道德倫理問題。一般認為，古典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威廉·配第（1623－1687，他初步奠定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亞當·斯密（提出了“看不見的手”理論）、大衛·李嘉圖（1772－1823，分析了工資和利潤、利潤和地租的對立）。鑒於亞當·斯密在經濟學發展史上的獨特地位和重要影響，這裏主要以他為代表對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倫理思想加以闡述和分析。
被譽為“經濟學之父”的亞當·斯密（1723-1790），在論述經濟問題時也並非隻講利益，因而重點分析他的經濟倫理思想具有典型意義。斯密1751至1763年在格拉斯哥大學先後任邏輯學和道德哲學（包括倫理學）教授，在倫理學講義的基礎上，1759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論》，頗得好評，生前就出了六版；《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簡稱《國富論》）則於1776年3月9日出版，標誌著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體係的建立。《道德情操論》雖“名氣”不及《國富論》，但凡說到斯密大抵要談此書。不僅由於博學的斯密一生中出版的主要專著即此兩書，而且兩書的關係亦為研究者所注重。
埃裏克·羅爾在其名著《經濟思想史》中針對斯密的《國富論》指出，“構成該書基礎的社會哲學是當時廣泛承認的，他的老師弗朗西斯·哈奇森就是這種社會哲學的主要倡導者之一。”約翰·雷的《亞當·斯密傳》被公認是有關斯密“最詳盡、最優秀的傳記”（中譯本，陳岱孫序），書中記述了哈奇森對斯密的影響，包括道德情操與經濟學說。經濟學大家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第一卷中介紹當時的道德哲學“主要由自然神學、自然倫理學、自然法學以及政策學（或‘治安學’）構成，而政策學又分為經濟學和財政學（‘稅收’）。亞當·斯密的老師弗朗西斯·哈奇森在格拉斯哥大學講授的就是該意義上的道德哲學，亞當·斯密也是如此。《道德情操論》和《國富論》都是從一較大的有係統的整體上分割出來的部分”。這說明了兩書的關聯。法學家塞繆爾·羅米利曾評價斯密本人“總認為《道德情操論》是一部遠比《國富論》傑出的著作”。斯密去世前的第六版，最重要的是新增一章“論道德情操的墮落”。可以認為，斯密的經濟學是有其倫理學根源的。馬克·布勞格等主編的較權威的專業工具書《世界重要經濟學家辭典》，就將斯密首先界定為倫理學家。
1776年3月，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一書出版，立即震動了國內外學術界。該書不僅建立了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殿堂，被譽為“第一部係統的偉大的經濟學著作”、西方經濟學的“聖經”、經濟學的百科全書，亞當·斯密也因此成為英國最有名望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英國古典經濟學的集大成者，被譽為經濟學史上“第一塊裏程碑”。《國富論》第一次把當時的一切經濟知識歸結為一個統一的和完整的體係，並不斷豐富和發展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國富論》的基本思路是如何使國民財富增長，其經濟思想的基礎是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包括分工理論、交換理論、貨幣理論、價值理論、分配理論、生產勞動理論、資本與資本積累理論、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自由貿易理論、財政理論等。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闡述的經濟倫理思想主要是利己主義，較多的體現於交換理論和分配理論之中。在分配理論中，斯密認為，利己的本性產生了一種“交換傾向”，所以交換是人類共有的和特有的屬性，而分工也就是人類這種本性的產物。斯密是用“人類的本性”的觀點來考察交換的，把交換看做是“分工的原由”。但是，斯密顛倒了分工和交換的關係。斯密認為，分工的程度取決於交換的能力或市場範圍，同時，他也指出了分工能促進交換的發展。但是，斯密也常拋開交換的曆史性和社會性，常常混淆小生產者之間的商品交換和資本主義性質的商品交換，還把物物交換同商品交換混為一談。
分配理論是斯密經濟學說的核心。斯密根據生產資料占有狀況和取得收入的形式將資本主義社會劃分成三大主要和基本的階級，即工人階級、資本家階級和地主階級。與階級劃分相對應，斯密也區分了三種基本的收入，即工資、利潤和地租。斯密從工資、利潤和地租等經濟範疇來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關係，在一定程度上研究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內在聯係，從而涉及剩餘價值的來源問題。關於工資理論，首先，斯密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三種基本收入裏，隻有工資是勞動的收入，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權還未發生的“原始社會狀態下”，工資就是勞動者所生產的全部勞動生產物，而當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權發生以後，工資就變成勞動生產物的一部分，正是勞動決定著工資在勞動生產物中所占比例大小，而工資作為“勞動的價格”，是由供求關係決定的。其實，斯密所談的“自然價格”就是勞動力價值，斯密把工資確定為勞動產品的一部分和把工資確定為“勞動價格”，這二者是有矛盾的。其次，斯密把工資的變動與財富生產的變動聯係在一起，認為財富生產的增長必然引起工資的提高，工人及其家屬的必要生活資料的範圍也變化了。在這裏，斯密把工資和工人所需的生活資料相聯係，這是比較有價值的分析。斯密係統地研究了利潤這個範疇，並且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考察了利潤的源泉問題，這是斯密的重大功績。斯密指出，利潤是隨著資本的出現而出現的，因此，利潤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特殊範疇，並且把利潤與資本主義三大階級的收入聯係起來，即資產階級獲得利潤，地主和工人階級分別獲得地租和工資。一方麵他把利潤和工資相比，把利潤看成是剩餘價值的一般形式，一方麵又把利潤看成是剩餘價值的利潤形式，不認為利潤是資本家“監督指揮這種勞動的工資”，認為利潤和工資截然不同，它們受兩個完全不同的原則支配，究其原因還是因為斯密無法區分剩餘價值和利潤這兩個不同性質的經濟範疇。斯密從三種收入構成價值的理論出發，認為利潤是資本的“自然報酬”，是構成價值的源泉之一，是資本家生活費用的正當來源。斯密的這個觀點割裂了利潤同勞動的關係，把利潤的來源同資本聯係起來，認為資本是利潤的來源，以此來說明利潤的合理性。有關利潤量的決定，斯密認為利潤量首先取決於資本所支配的勞動量和工資量，利潤量的大小同資本支配的勞動量成正比，同工資量成反比。如果勞動生產率提高，各種產業迅速擴展的情況下，工資和利潤可以同時提高。對於利息，斯密認為利息是利潤的一部分，利息隻是一種派生的收入，而且利息是隨著利潤的變動而變動的。隨著國民財富的增長，利息率在不斷下降，而這種下降是由利潤率下降引起的。在斯密看來，資本利潤、勞動工資的增減，同樣取決於社會財富的增減，但財富狀況對兩者的影響卻不相同，資本的增加，提高了工資，因而減低了利潤。其實，斯密混同了利潤率和利潤量，把利潤率下降說成是利潤本身的下降。關於地租理論，在西方經濟思想史上，斯密是第一個係統的研究地租理論的經濟學家。斯密把地租看成是土地私有發生以後出現的範疇，而且認為地租是資本主義社會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所以，斯密考察的地租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地租。斯密把地租和利潤加以區別，認為地租是為使用土地而支付的價格，也是來源於工人的剩餘價值，並且地租是一種“壟斷價格”，是由於市場的供不應求而導致農產品的市場價格高於價值而形成“壟斷價格”，超過的部分便形成地租。而地主之所以獲得地租，是因為土地私有的壟斷。斯密還認為地租是“自然力的產物”，是自然力參與農業生產的結果。斯密把地租看成是“自然的恩賜”，是因為斯密不了解自然力的參與隻會影響使用價值的生產，而與價值無關。地租量變動的趨勢是隨著資本的積累、社會財富的增長和社會改良而增長。另外，斯密還認識到級差地租的問題，認為級差地租是由耕地的優劣和距離城市的遠近兩個條件引起的。斯密還對地租做了分類，他認為社會上存在三種類型土地所產生的地租，分別是經營畜牧業的土地上的地租、經營一般生產物土地上的地租和經營特殊生產物土地上的地租。並考察了各類地租之間的關係。他認為，前兩類土地的地租支配第三類土地的地租，第一類土地的地租受第二類土地地租的支配等。對各類地租之間關係的論述，是斯密的巨大功績。
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麵，《國富論》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正如《國富論》的編者馬克斯·勒納所評論的：“這是一本將經濟學、哲學、曆史、政治理論和實踐計劃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書，一本由有著高深學問和明敏見識的人所寫的書。這個人有強大的分析能力，能對他的筆記本中所有的材料進行篩選；又有強大的綜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將其重新組合起來，斯密對他當時的學術領域的各種思想是極為敏感的。他像後來的馬克思一樣，不是一個關在自己房子裏的與世隔絕的學者，他仿佛全身裝著天線，能收到並吸收所能接觸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歐洲解體之末、近代世界開始之時寫作，在這個世界中，封建製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團經常表現的頑固性在堅持。他正是為反對這種利益集團而寫作的。結果是，他的書不隻是為圖書館架藏而寫的，它對經濟意見和國家政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形成了我們今天住在其中的整個生活環境。”
對於亞當·斯密的經濟倫理思想，在學說史上有學者認為《道德情操論》中的利他主義與《國富論》中的利己主義是矛盾的，這就是所謂“斯密難題”。
@@@四、斯密難題——利己與利他的矛盾
經濟學的先聖亞當·斯密的兩部代表作品《國富論》和《道德情操論》留下了一個“斯密問題”。所謂“斯密問題”，亦稱“斯密難題”，是指斯密在兩本書中涉及經濟倫理問題上的利己和利他的矛盾，《國富論》思想的立論基礎是“人都是自利的”普遍人性的假設，斯密由此論證了在自利動機之下的人類行為是如何地造就了社會經濟的繁榮和進步；而《道德情操論》則認為人有同情心，鼓勵的是人的利他性。“斯密問題”在經濟學說史上引起了普遍的關注和爭論，可謂見仁見智。而要理解這一矛盾，必須從經濟學家假設的“經濟人”談起。
1.“經濟人”假設
研究資本主義經濟或商品生產製度的經濟學家，都有經濟人的假設。所謂經濟人，就是指商品生產者、商品經營者和貨幣經營者，或資本家之行為原則的人格化。由於經濟學家研究對象的發展階段不同，尤其是由於經濟學家的世界觀與方法論不同，他們所假設的經濟人也不相同。在經濟學說史上，著名的“經濟人”主要有曼德維爾的假設、斯密的假設、李嘉圖的假設、馬克思的假設和邊際效用學派的假設。譬如李嘉圖假設的經濟人是“隻有一種活動，即謀利的活動；隻有一種要求，即生利的要求；隻有一個目的，即成為富人的目的。……在李嘉圖的大著裏，我們找不到幾個關於精神文化的字樣，因為在他假定的那種社會，那種市場裏麵，是用不著那些字樣的”。又如奧地利學派假設的經濟人是“荒島上的遇難船夫”、“沙漠中的旅客”、“孤立在全世界之外的農夫”和“在原始森林中有一座單獨棚舍的移民”。出於論證的需要，這裏隻談曼德維爾、斯密和馬克思的經濟人假說。
B.曼德維爾（又譯孟德維爾）是移居英國的荷蘭人，醫生、經濟學家和作家。1705年他出版了《抱怨的蜂巢，或騙子變為老實人》，這是一首詩。1714年他對原詩加上注釋，以《蜜蜂寓言，或個人劣行即公共利益》的書名出版。這裏的公共利益指的是社會經濟的發達，社會財富的增加；個人劣行指的是個人追求自己的快樂和利益。他認為：各個人如果自由進行利己的活動，其結果會自然而然地增進社會全體的繁榮，其利益比最初以非利己為目的而進行的活動要大得多。該書有一首詩，是借記述蜜蜂的生活而諷刺人世的。詩中說：在蜜蜂的社會裏，如果（被認為的）劣行和奢侈風行，那麼這個社會就繁榮昌盛；如果代以（被認為的）道德和儉樸，那麼這個社會就冷落衰退。他還認為，一個人之所以成為社會動物的，不是友情，不是善性，不是惻隱之心，不是裝模作樣的殷勤厚意，而是他那最卑鄙和最可惡的本性，這本性是使他能夠適合於這個最大的、世俗地說也就是最幸福和最繁榮的社會的最必要的條件。
《蜜蜂寓言，或個人劣行即公共利益》被大主教貝克萊（1685-1753）斥責為“亙古未有的最壞的書”。但是分析一下它出版時英國的社會經濟情況，即封建土地製度和行會製度還存在，新興的資產者還不能自由地進行利己的活動，圈地運動在急劇進行，被剝奪了土地的農民，在嚴刑峻法之下，被資產者強製變成工人，從中就可以看出，它是提倡資產者要打破束縛，反對封建土地製度和行會製度，做對己有利的事，亦即反映了新興資產階級的要求；至於廣大勞動者，則要求其服從資產者的利益。書中有一段話，是露骨地代表資本家的利益講話的：“在財產有充分保障的地方，沒有貨幣還比較容易生活，沒有窮人就不行，不然誰去勞動呢？……應當使工人免於挨餓，但不應當使他們擁有任何可供儲蓄的東西。如果某處有一個屬於最低階級的人，想靠異常的勤勞和忍饑挨餓來擺脫自己生長起來的那種環境，那誰也不應當妨礙他，因為對社會上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來說，節儉無可否認是最聰明的辦法但對於一切富裕民族有利的是：絕大部分窮人永遠不要無事可做，但要經常花光他們所收入的一切……靠每天勞動為生的人，隻有貧困才能激勵他們去工作，緩和這種貧困是明智的，想加以治療則未免愚蠢。……要使社會幸福，使人民滿足於可憐的處境，就必須使大多數人既無知又貧困。”
曼德維爾關於個人利益是經濟發展動力的思想，由亞當·斯密進一步發展了。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最重要的著作《國富論》中，引用了曼德維爾的思想，明確主張利己是經濟發展的動力。但是，同一個斯密，在1759年另一本重要著作《道德情操論》中，又認為支配人類行為的動機，有自愛、同情心、追求自由的欲望、正義感、勞動習慣和交換傾向等。同情心和利己是對立的，於是，就發生了經濟思想史上著名的“斯密難題”。但是，根據《道德情操論》中譯者蔣自強教授等人的研究，“在斯密那個時代，‘道德情操’這個詞是用來說明人（被設想為本能上是自私的動物）的令人難以理解的能力，即作出判斷克製私利的能力。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就闡明具有利己主義本性的個人怎樣控製他的感情或行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或行為，以及怎樣建立一個有確立行為準則必要的社會”。如果是這樣，所謂的“斯密難題”就不存在了。不過，問題並不那麼簡單，下麵將做進一步分析。日本著名馬克思主義者河上肇認為，斯密所假設的經濟人其所以必然是自私自利的，完全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河上肇說，資本主義的經濟組織，是個人主義經濟組織繼續發展的一個曆史形態。個人主義經濟組織的根本特征，就是對社會成員生活不負責任，而使社會成員各負其責。因此，在個人主義的社會組織下，其道德規範當然是承認利己主義。社會全體的繁榮，要在社會各成員謀一己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完成。這必然反映在研究資本主義經濟的經濟學上。就是說，斯密假設的經濟人，是有深刻的社會基礎的。
馬克思也有經濟人的假設。他認為經濟人“隻是經濟範疇的人格化，是一定階級關係和利益的承擔者。……不管個人在主觀上怎樣超脫各種關係，他在社會意義上總是這些關係的產物”。馬克思假設的經濟人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商品生產一般的經濟人，一種是資本家的化身。資本家是在商品生產一般的基礎上進行生產的。馬克思認為，商品生產一般的經濟人，必然是平等主義者；資本家的主觀願望是攫取最大的利潤，隻要條件具備，他就這樣做；可是在自由競爭充分展開的條件下，他們隻好也成為平均主義者。馬克思明確指出：“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而貨幣是比商品更進一步的平等派。因此，在商品貨幣關係發達的國家和地區，人們的平等關係和觀念，就必然普遍化。古希臘大思想家亞裏士多德明明看到5張床1間屋，無異於5張床若幹貨幣；並且知道，沒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換，沒有通約性就不能等同。但是，他又認為，這種不同的物是不能通約的。為什麼？原因就是希臘社會是建立在奴隸勞動的基礎上的，是以人間勞動力的不平等為基礎的。人們之間的不平等，就妨礙了亞裏士多德對上述等式中存在著平等關係的認識。封建社會雖然比奴隸社會進了一步，但仍然是等級社會。所以，封建社會雖有商品生產，但仍然像奴隸社會一樣，無法從價值關係中看出商品生產者之間的平等關係。
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生產製度，使商品生產普遍化，從而也必然使平等觀念普遍化。因此，在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和貨幣是比商品更進一步的平等派的基礎上，又產生了資本是平等派。馬克思說，平等地剝削勞動力是資本家的首要人權。恩格斯認為，生產價格是資產階級“共”剩餘價值之產的產物，是資產階級的共產主義。這就是作為經濟人的資產階級的寫真。
2.利己和利他
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主要研究了人的精神生活，尤其是道德和倫理規範問題；在《國富論》中主要研究了人的物質生活，即經濟規律問題。德國曆史學派認為，斯密在前者提出的道德人是利他的，最集中的表現就是認為人有同情心，但同一個斯密在後者假設的經濟人卻是利己的，最集中的表現就是認為麵包師供應麵包給我，是出於他的利己心，即他之所以這樣做，隻是由於必然得到我相應的回報。這兩種看法處於驚人的自相矛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