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西方經濟倫理思想是在近代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是圍繞著關於經濟人理論的功利主義思想展開的，包括了自由、平等、效率和自由放任的思想。而當代西方的經濟倫理思想又主要是在上述思想的社會實際運用過程的矛盾衝突中發展和衍變的，所以分析當代西方經濟倫理，就是要了解其矛盾衝突和特點。
@@@一、當代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的矛盾衝突
隨著西方發達國家市場經濟的發展，當代西方經濟倫理思想圍繞著經濟人假設的立論基礎，表現出以下突出矛盾。
1.經濟人假設的立論基礎之矛盾
經濟人假設的立論基礎的矛盾，就是“利己”與“利他”、“個人主義”和“整體主義”之間的矛盾。
經濟人假設是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文明的出現為曆史背景的，它首先肯定了兩個倫理前提：一個是資本主義製度的合理性、正義性，因而肯定人們遵守這一製度是所謂理性的表現；另一個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正義性，因而肯定人們在道義上追求自身滿足的天性。
基於上節對“斯密問題”的多維分析，我們不妨可以這樣認為，在亞當·斯密那裏，“經濟人”假設下的“利己”與“利他”、個體效用最大化與社會整體效用最大化是統一的。但是，到了20世紀，隨著對“斯密問題”爭論的展開，人們開始對經濟人出於自私的利益最大化追求問題提出質疑。持反對意見者認為，追求最大利潤這一假定既不符合實際，也不可能實現。到了1947年，西蒙在《管理行為》中對經濟人的假設提出更強烈的批評，他認為，與其說經濟人的自私出發點和理性規定是人們真實行為的寫照，還不如說它隻是“具有很大的智慧和美學魅力”的形而上玄想。上一世紀70年代，瓊·羅賓遜宣布出現了“第二次經濟學危機”，在重建經濟學基礎的爭論中，經濟人的立論問題又引起人們的關注。保羅·斯諾維克和薩拉·利切坦斯泰因通過“偏好顛倒”，企圖證明即使在最簡單的人類行為中，也不存在任何最優原則。尼爾森和溫特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阿馬蒂亞·森則在80年代指出，如果重新考察亞當·斯密講述的屠夫和麵包師的故事，就會發現古典經濟學從未單獨把自利作為經濟人的立論假設，他說：“亞當·斯密恰恰明確地站到了另外一邊，他並沒有滿足於把經濟拯救建立在某種單一的動機之上。”
“個人主義”和“整體主義”之間的矛盾是在經濟人爭論的基礎上衍生的，製度經濟學提出了人們接受經濟倫理規範的個人主義或整體主義的方法論基礎上的爭論。所謂方法論個人主義，是指人類個體行為是社會行為的前提和出發點，所有社會或集體現象，諸如製度，都有待內生製度和製度變遷。與此相對照，整體主義關注對個人行為發生的社會影響，個人被看成社會化的人，已經將自己身處其中的社會規範和價值內生化。整體主義者集中考察社會“力量”（製度、社會慣例）如何製約個人行為。方法論個人主義與整體主義的主要區別在於，前者將個人行為擺在第一位，而後者認為社會或製度整體高於一切。盡管波普爾通常被看做是個人主義者，盡管他對整體主義的其他方麵也有批評，但他仍指出：“社會群體大於其成員的單純加總，也大於其任何成員任何時刻存在的諸多個人關係的簡單總和……成員的個性可能對群體的曆史和結構產生很大的影響，但這並不妨礙群體有它自己的曆史和結構，也不妨礙該群體對其成員的個性產生強烈影響。”這種方法論個人主義與整體主義的爭論是十分激烈的。塔爾科特·帕森斯聲稱，“個人主義者”“要麼根本不承認，要麼從未公正對待過”下列事實，即經濟行為發生“在一整套規則框架之內，不依賴於簽約各方直接的個人動機”。而海薩尼則反駁道，帕森斯的立場意味著“放棄根據個人目標和社會個體成員的利益來解釋這些社會規範自身存在的任何可能”。當然，這種方法論的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的區別也不是絕對的。布坎南曾說：“在作為一種推導出社會組織原則的方法的個體主義與作為這種組織的一個描述性特征的集體主義之間，不存在任何邏輯上的不一致。……給定一些有關人類行為模式的基礎性假設，以及一種特定的道德倫理立場，即可以根據個人選擇的計算而將集體主義的政治經濟秩序理性化。”
2.功利主義與非功利主義及其諸正義形式的矛盾
功利主義與非功利主義的矛盾。作為西方經濟學說史中最重要的倫理基礎的功利主義，受到了熊彼特等經濟學家的批判。約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1883－1950），美籍奧地利人，是當代西方著名經濟學家。《經濟發展理論》一書是他早期成名之作。熊彼特在這本著作裏首先提出的“創新理論”，當時曾轟動西方經濟學界，並且一直享有盛名。對於西方經濟學說史上的功利主義，熊彼特指出：“首先，它是一種人生哲學，展示了有關‘最終價值’的圖式。……功利主義，特別是邊沁的功利主義，是某種新東西，與舊體係是根本對立的。……其次，功利主義是一種具有強烈法律傾向的體係。……在這一原則中，平均主義要素與幸福要素同樣重要。”熊彼特對功利主義的批判主要表現為四點：“第一，功利主義的假設對於解釋經濟史，對於解釋經濟的推動力毫無價值。第二，功利主義的假設對於解釋所有涉及實際動機的問題，例如對於解釋遺產的經濟影響問題，要比沒有價值更糟糕。第三，功利主義的假設實際上隻對經濟理論的一部分即通常所謂的‘福利經濟學’具有根本性的意義。第四，在最狹義的經濟理論領域內，功利主義的假設不僅是多餘的，而且是有害的。”應當指出，熊彼特對功利主義的批評並非是全盤否定福利主義的經濟倫理觀念，而是認為這種功利主義過於工具理性化，並沒有明確指明一種社會形態的合理的經濟倫理理想。
集合理論中的矛盾。集合理論是功利主義最顯著的表現特征之一。為了使總體行為正確，不同的個人利益必須以產生全體人員的最大幸福或滿意為目標而疊加到一起。功利主義者時常以此為其理論的優越性。它所運用的是一種實踐合理性的簡單模式，由於這種模式是我們在個人層次上自然而然地接受的，所以可以恰當地轉換到社會層次上來使用。但是，批評者認為這種推論是荒謬的。羅伯特·諾齊克指出：“因為並不存在為它自己的利益而願承擔某種犧牲的有自身利益的社會實體。隻有個別的人存在，隻有各不同的有他們自己的個人生命的個人存在。”如果一個人決定犧牲某些自己的利益，那是因為他能夠從中受益，因此這種犧牲可以被證明是合理的。然而，在功利計算中被棄之不顧的個人的利益隻是一種犧牲，犧牲者往往得不到任何補償。“人類”或“社會”並不是做這種決定的單一行為者，不是犧牲或受益的承受者。這樣決定的結果隻是一些人受損而另一些人受益。用羅爾斯的話來說，“功利主義觀點的突出特征是：它直接地涉及一個人怎樣在不同的時間裏分配他的滿足，但除此之外，就不再關心（除了間接的）滿足的總量怎樣在個人之間進行分配”。以羅爾斯一貫的觀點，他認為功利主義無法最大限度地彌補社會個人由正義原則導致的差別，功利主義的最大幸福論既損害了社會正義的本質，又損害了個人的利益。
福利經濟倫理思想中的矛盾。從功利主義與非功利主義的矛盾衝突中，還衍生了對福利經濟倫理觀點的批判。福利主義經濟學並非沒有確立倫理的基本出發點，問題在於福利目的的倫理出發點反而損害了其與經濟學的結合，並由此忽略了倫理學，影響了自身的發展。
盡管福利主義思想受到抑製和批評，但它卻還在頑強地發展和發生影響，其中帕累托學派的福利經濟倫理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取得了重要的地位。然而，即便是在適合帕累托最優實現的條件下，這一支撐福利經濟學的重要概念，也忽視了公平。因為這裏不考慮收益在社會成員間的分配狀態，更不涉及公平與效率間的相互作用。正是這種傳統與公平目標之間發生著深刻的衝撞。
3.自由放任與國家幹預的矛盾
凱恩斯以前的主導經濟理論是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學派的自由放任的經濟學說，又稱傳統經濟學。這種學說是建立在“自由市場、自由經營、自由競爭、自動調節、自動均衡”的五大原則基礎上的，其核心是“自動均衡”理論，認為在自由競爭的條件下，經濟都能通過價格機製自動達到均衡；商品的價格波動能使商品供求均衡；資本的價格——利率的變動能使儲蓄與投資趨於均衡；勞動力的價格——工資的漲跌能使勞工市場供求平衡，實現充分就業。因此，一切人為的幹預，特別是政府幹預都是多餘的，什麼也不管的政府是最會管理的政府，應該信守自由競爭、自動調節、自由放任的經濟原則，政府對經濟的幹預隻會破壞這種自動調節機製，反而引起經濟的動蕩或失衡。這種理論繼承了亞當·斯密的觀點，主張“自由放任”，遵循“看不見的手”法則，發展了經濟學的微觀方麵。他們始終認為宏觀經濟決不會發生嚴重的問題，此論點以法國經濟學家薩伊提出的供應自身創造需求最為著名，他們幾乎都信奉“薩伊法則”。在他們看來，競爭的資本主義是最能有益於社會的。
但是，“看不見的手”和“薩伊法則”並沒有給資本主義社會的繁榮提供任何保證，事實教訓著那些死抱著舊的教條的人。在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資本主義世界爆發空前的經濟危機，西方國家一片混亂，百業蕭條，物價猛跌，工廠倒閉，人心恐慌，局勢動蕩。至今，西方的人們談論起那次危機還心有餘悸。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裏德曼經過調查研究得出如下結論：1929年開始的那次經濟蕭條，對美國來說，是一次空前規模的災難。在1933年，經濟降到最低點之前，以美元計算的國民收入減少了一半，總產量下降了三分之一，失業人數上升到勞動力總人數的25%的空前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