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機動搖信念，人們對資本主義製度普遍懷疑，資本主義崩潰過程逐漸加速。在這種存亡危急的時刻，西方經濟學家被迫對現有的經濟理論進行反省和批判，並企求新的理論來解釋嚴峻的危機現實，以得出挽救資本主義的可行辦法。於是爆發了“凱恩斯革命”，那就是1936年J.M.凱恩斯發表了他的代表作《就業、利息和貨幣的通論》（以下簡稱《通論》）。該書一出，西方經濟學界公認經濟學發生了一場“革命”。
凱恩斯（1883－1946年）被譽為經濟學史上第三塊裏程碑。他的出生與馬克思的逝世剛好同年，凱恩斯是宏觀經濟學的創始人。宏觀經濟學是研究大的經濟問題的，也就是研究社會整體的經濟變量。
凱恩斯主義的理論體係是以解決就業問題為中心的，而就業理論的邏輯起點是有效需求原理。凱恩斯針對經濟危機期間所出現的嚴重失業狀況，提出了“充分就業”的概念。所謂充分就業，就是在一個具體工資水平上，人人有事做。要想做到充分就業，就要求一種達到充分就業的國民收入水平。凱恩斯肯定，國民收入和就業水平取決於聚集的有效需求水平。其基本觀點是：社會的就業量取決於有效需求。所謂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的總供給價格和總需求價格達到均衡時的總需求。當總需求價格大於總供給價格時，社會對商品的需求超過商品的供給，資本家就會增雇工人，擴大生產；反之，總需求價格小於總供給價格時，就會出現供過於求的狀況，資本家或者被迫降價出售商品，或讓一部分商品滯銷，因無法實現其最低利潤而裁減雇員，收縮生產。因此，就業量取決於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均衡點。由於在短期內生產成本和正常利潤波動不大，因而資本家願意供給的產量不會有很大變動，總供給基本是穩定的。這樣，就業量實際上取決於總需求，這個與總供給相均衡的總需求就是有效需求。
凱恩斯進一步認為，由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構成的有效需求，其大小主要取決於消費傾向、資本邊際效率、流動偏好三大基本心理因素以及貨幣數量。消費傾向是指消費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它決定消費需求。一般來說，消費的增加往往趕不上收入的增加，呈現出“邊際消費傾向遞減”的規律，於是引起消費需求不足。投資需求是由資本邊際效率和利息率這兩個因素的對比關係所決定。資本邊際效率，是指增加一筆投資所預期可得到的利潤率，它會隨著投資的增加而降低，從長期看，呈現“資本邊際效率遞減”的規律，從而減少投資的誘惑力。由於人們投資與否的前提條件是資本邊際效率大於利率（此時才有利可圖），當資本邊際效率遞減時，若利率能同比下降，才能保證投資不減，因此，利率就成為決定投資需求的關鍵因素。凱恩斯認為，利息率取決於流動偏好和貨幣數量，流動偏好是指人們願意用貨幣形式保持自己的收入或財富這樣一種心理因素，它決定了貨幣需求。在一定的貨幣供應量下，人們對貨幣的流動偏好越強，利息率就越高，而高利率將阻礙投資。這樣在資本邊際效率遞減和存在流動偏好兩個因素的作用下，就使得投資需求不足。消費需求不足和投資需求不足將產生大量的失業，形成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因此解決失業和複興經濟的最好辦法是政府幹預經濟，采取赤字財政政策和膨脹性的貨幣政策來擴大政府開支，降低利息率，從而刺激消費，增加投資，以提高有效需求，實現充分就業。
總之，凱恩斯認為，由於存在“三大基本心理規律”，從而既引起消費需求不足，又引起投資需求不足，使得總需求小於總供給，形成有效需求不足，導致了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和失業，這是無法通過市場價格機製調節的。他進一步否定了通過利率的自動調節必然使儲蓄全部轉化為投資的理論，認為利率並不是取決於儲蓄與投資，而是取決於流動偏好（貨幣的需求）和貨幣數量（貨幣的供給），儲蓄與投資隻能通過總收入的變化來達到平衡。不僅如此，他還否定了傳統經濟學認為可以保證充分就業的工資理論，認為傳統理論忽視了實際工資與貨幣工資的區別，貨幣工資具有剛性，僅靠伸縮性的工資政策是不可能維持充分就業的。他承認資本主義社會除了自願失業和摩擦性失業外，還存在著“非自願失業”，原因就是有效需求不足，所以資本主義經濟經常出現小於充分就業狀態下的均衡。這樣，凱恩斯在背叛傳統經濟理論的同時，開創了總量分析的宏觀經濟學。
事實上，早在1926年，凱恩斯就發表了《自由放任主義的終結》一文，批判了古典經濟學自由放任主義的哲學基礎——“看不見的手”的理論。他在提出國家幹預的新主張時說：“在我看來，資本主義在高度有效的管理下，與我們目前為止所看到的任何別的製度比較，的確能夠更加有效地實現經濟目的；不過就這一製度本身看來，有許多方麵是極端要不得的，是應當反對的。我們的問題是，如何努力設計出一個社會組織，與我們所滿意的生活方式的觀念既不致發生抵觸，而效能則可以盡可能地提高。”應該說，在聚集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下，凱恩斯主張擴大政府開支、增加貨幣供應、實行赤字預算來刺激國民經濟活動，以增加國民收入、實現充分就業等基本上是符合當時資本主義世界的實際情況的，因此凱恩斯在許多方麵取得了成功。他認為，平衡預算的概念對決定政策不起作用，呼籲財政政策要從舊式的預算平衡的概念中解放出來。於是，古典經濟學的預算平衡原則從此被打破，許多國家的政府從不得已的預算赤字，逐步走向主動的、無所顧慮的預算赤字。
順便指出，在經濟倫理方麵，凱恩斯還有如下主張。一是反對一味節儉。傳統的經濟理論和社會道德規範認為儲蓄、節儉是美德，極少宣傳消費是善舉，是刺激經濟的良策。凱恩斯引用過孟德維爾的寓言：蜜蜂社會由於追求奢侈豪華的生活而繁榮，又由於節儉而衰落，以此說明節儉往往對社會不利。二是主張物價上漲，以刺激經濟發展。因為通過物價上漲使實際工資下降的辦法，要比傳統的主張降低名義工資的辦法更為聰明、可取。降低名義工資也許會刺激企業的經濟活動，增加投資，擴大就業，就個別企業來說也許行得通，但從整個社會來說，這種做法並非良策。因為降低名義工資容易引起工人的反抗，而且降低工資水平會相應地減少社會對產品和服務的總需求，導致市場和生產的進一步緊縮。三是凱恩斯也主張“濟貧”。他認為，向富人征稅再救濟給窮人，有利於提高整個社會的邊際消費傾向。因為富人的錢越多，儲蓄的錢會越多。而征稅後儲蓄會減少，再救濟給窮人，使之用於消費，把大部分的國民收入轉用於消費，有利於擴大消費需求，刺激生產，實現充分就業。
凱恩斯的政策主張還不止這些。從上述可以看出他的政策主張與他的理論觀點是一致的。他的許多主張被西方國家當政者所采納，盡管有的沒有兌現，但他的影響是巨大的。在經濟學說史上，無論是讚成他的人也好，反對他的人也好，都不能不提到他和他的理論。
在主張國家幹預經濟方麵，除了凱恩斯之外，20世紀30年代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也津津樂道著這樣的一種理性假設：即“由於私人市場經濟呈現不完善的特性，所以從效率的意義上說，中央計劃經濟能夠對資本主義做出改進。”盡管自凱恩斯以來，國家幹預的思想已經深入人心，但是它卻受到哈耶克、斯蒂格勒等人的強烈反駁。哈耶克提出：“中央計劃者沒有得到必不可少的信息。為有效地配置各種資源所需要的價格和成本信息，隻有通過市場過程本身的運轉才能獲得。實際上，在奧地利學派‘市場過程’模型中，‘成本’是主觀的東西：它不是用來生產某種商品的看得見的貨幣支出，而是被放棄的從同樣的資源的其他可選擇的使用中生產出的價值。但是很明顯，在經濟過程中，隻有行為者才知道這種選擇。競爭市場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優點在於，在這樣的市場上，每個人僅須意識到影響他個人的事情；而從個人行為中產生出來的‘製度’不帶有任何個人的意圖，這種市場製度是未經設計而產生的社會製度的典範。”信奉國家幹預者的理由是，一切完美的經濟秩序必定是設計的產物，是理性合理化的過程。哈耶克則反駁說：“如果我們想取得進步，我們就必須為不斷改進我們的觀念和理想留出空間。”進步是不能事先進行計劃的（能夠進行計劃的信念，正是理性主義狂妄態度的極端表現），一個不斷進步的社會，肯定也是一個建立在自發秩序上的自由社會。
4.經濟公正與政治公正的矛盾
平等、公正、公平三個範疇作為人們的自覺追求都是私有製產生後才產生的，平等是公平的基礎，隨著社會曆史的發展，平等經曆了原始社會的自發狀態——階級社會的極度不平等——現代社會人們追求社會公約的平等這樣一個三段論式的過程；公正是一種原則，是調節人們利益關係的準則，公正原則體現了曆史的製約性和相對性；公平是人們追求的一種價值目標，公平是在公正原則規範下體現人的全麵發展與自由解放的程度和標誌的一種狀態，人類曆史是一個從相對公平不斷接近絕對公平的過程。
人類社會是一個由各種各樣的規範、製度和原則構成的契約組織。這些規範、製度和原則中包含了法律的、經濟的、文化的和道德的要求，並以此為基礎形成人類的傳統、曆史和發展。在社會交往中，公正是指等利（害）交換的行為，公正一開始就是與人類的經濟活動相關聯的，是人們經濟利益分配的基本要求。羅爾斯反複強調：“社會正義原則的主要問題是社會的基本結構，是一種合作體係中的主要社會製度安排。我們知道，這些原則要在這些製度中掌管權利與義務的分派，決定社會生活中利益和負擔的恰當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