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往往就事論事，他們所言公正和平等，可以是一次經濟活動中的交易價格和交易機會，或者是由此在統計上歸納出來的製度和規則。但是哲學家往往反駁道，把公正定義為等利（害）交換，豈不將公正局限於經濟領域，因而定義過窄？公正作為人與人平等的一個原則，隻有當他得到他應得的、或別人欠他的，或他有權利索要的東西時，才算公正。
關於經濟公正與政治公正的矛盾衝突，可以從羅爾斯和諾齊克的理論中窺見一斑。根據羅爾斯的看法：“社會是一種對於相互利益的合作的冒險形式，它卻不僅具有一種利益一致的典型特征，而且也具有一種利益衝突的典型特征。”“不平等在任何社會的基本結構中都不可避免”，問題在於明確這些不平等怎樣才算是公正的，或是否能夠做到公正。羅爾斯認為絕對的平均是對效率的極大損害。但是他苦心積慮建立的公正原則，是想在一般經濟公正的基礎上設定一些特殊的或優先的或稱之為差別原則的前提；羅爾斯認為雖然經濟不平等不可避免，但是公正的不平等則可以做到。因此，隻有當更有能力的人也讓更不幸的人獲益時，他們從這種能力中獲益才是公正的。
諾齊克則對羅爾斯公正的不平等提出質疑，他認為：“任何國家製定的外在的規範必然侵犯人們的道德權利，因此，本質上說是不道德的。”他反對哪怕是最小國家實行富人對窮人的再分配，認為那樣就侵犯了個人的權利。他的論證可以稱之為經濟公正論，也稱之為“資格理論”。諾齊克從維護自由的倫理原則出發，強烈反對羅爾斯的正義補償的預設性倫理原則。與羅爾斯相比，諾齊克的觀點表現了對資本權利和效率的更多的維護。如果說20世紀七八十年代，作為學科形式的經濟倫理學在歐美誕生，那麼，20世紀末和本世紀初，企業倫理的社會契約論問題，經濟主體的超規範和道德自由限度問題，全球化和普世倫理的可能性、現實性問題，生態倫理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等問題，則擴展了當代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的理論研究範圍，使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的固有矛盾衝突得以在更寬泛的社會現實背景下展開。
@@@二、當代西方經濟倫理的特征
對於當代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的特征，可以從一般意義上和馬克思經濟倫理思想的角度分別加以分析。
1.當代西方經濟倫理的一般特征
總體來說，當代西方經濟倫理思想充滿了矛盾衝突，這些矛盾衝突具有如下特點。
首先，當代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的矛盾衝突更明顯地體現在企業這個經濟主體層次上。在經濟主體問題上，西方經濟學做了拓展研究，由對狹窄的人、集團、階級的研究發展到對企業的研究。就企業而言，經濟倫理學指的是為商品和服務的生產、交換過程中的適當行為確立界線的原則。作為經濟主體，企業的倫理特性可以從兩個方麵表現：一是在社會契約中顯示的獨立性和主體性；二是企業的道德自由空間的限度。這一經濟主體的拓展不僅僅帶來固有矛盾範圍的變化，同時也帶來相應的道德衝突問題。許多經濟學家發現，要想出一種能夠明確地解決企業的倫理兩難問題的辦法十分不易。
其次，當代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的矛盾衝突在更寬泛的背景下展開，常常與法律、政治、文化的衝突交織一處。最近幾十年，西方探討經濟倫理思想的矛盾衝突往往在綜合的背景下展開，如貝克爾對家庭、婚姻、性別歧視等問題的經濟學分析，布坎南的立憲民主的經濟學研究，製度經濟學對經濟學中的倫理規則的研究和方法論基礎的研究，倫理學家對倫理法的研究，羅爾斯、諾齊克等人的政治倫理思想在經濟活動中的拓展研究，西蒙、福山等人對文化因素、管理因素在經濟倫理思想衝突中作用的研究等等。尤其是文化溝通與文化信任問題，日益成為跨國公司的經濟倫理戰略組成。企業家和學者們都認識到文化差別造成經濟主體遵守信用以及其展示道德自由空間的方式上的差別，例如弗朗西斯·福山看出，一個社會中的信任水平與積聚資本和有效地發展技術之間存在一種關係。他論證說：“由於不信任而造成分裂的社會，以階級、種族、親屬或其他因素為基礎，在采取新的組織形式時會遇到額外的障礙。”值得一提的還有經濟倫理思想與法律的相關影響的研究，正如法律對倫理行為和道德準則的進化有明顯的影響一樣，有關道德的態度也可能經常間接地、有時甚至直接地影響法律準則的進化。
第三，雖然當代西方經濟倫理思想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矛盾衝突，但仍運行著社會普遍遵循的經濟倫理規範。值得關注的是，在這些普遍經濟倫理規範之上，在經濟政治全球化的視野之下，西方社會有一種強要發展中國家認同的超規範倫理傾向。而這些超規範說白了，就是所謂跨越主權的人權思想以及可持續發展的思想等。比如說關於剝削，西方經濟學家仍然回避或淡化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的結論，他們對於貧困線和貧困度量的研究，隻是用人的生命權、自由權等抽象概念做一些超規範的警示。再比如效率超規範，它被用來指導現代企業麵對的諸如環境問題、知識產權問題以及賄賂問題等，其中最明顯適用的一個是環境問題。曆史上對環境關懷感覺遲鈍的企業，被保羅·斯泰德爾邁耶稱為“前生態經濟主義”，其特征在於相信技術，以及認為在生態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無法解決的衝突。這種態度把生態放在第二位考慮，顯然與效率超規範的含義不符。前生態經濟主義認定的正是效率超規範正式駁斥的東西，即效率僅僅根據國內生產總值的高度來衡量。相反，效率超規範意味著，在我們把供不應求的自然資源的價值計入經濟大方程之前，我們對社會效率的衡量都是不充分的。換言之，效率不僅僅要置於公正及一定社會的經濟發展和倫理規範的權衡之下，而且要在更寬範的超規範的普世倫理及可持續發展的視野之下。
2.當代西方經濟倫理的馬克思主義分析
從馬克思經濟倫理思想的角度來分析，首先，西方當代經濟倫理思想依然具有為資本主義製度和資產階級經濟利益辯護的基本特性，馬克思對庸俗經濟學的批判依然適用於當代西方經濟學。馬克思說：“庸俗經濟學所做的事情，實際上不過是對於局限在資產階級生產關係中的生產當事人的觀念，教條式地加以解釋、係統化和辯護。”資產階級企圖用一種超越性的同一關係解釋經濟倫理關係，似乎已有的倫理關係已經天然合理了。馬克思批判道：“墮落的最新經濟學……它企圖證明，經濟關係到處都表示同一些簡單規定，因而到處都表示交換價值相交換的簡單規定中的平等和自由。……這種歸結法是把包含著發展的差別拋掉，使一切都歸結為一種現實的經濟關係，單從這點來說，它至少在形式上也是不科學的；何況它是時而拋掉這一方麵，時而拋掉那一方麵，以便時而從這一方麵，時而從那一方麵來製造同一性。”
其次，當代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的方法論有著明顯的形而上學傾向。馬克思雖然認為，在商品經濟中，買賣雙方隻顧自己，使他們連在一起並發生關係的唯一力量，是他們的利己心，是他們的私人利益。但是馬克思反對經濟人的假設，在他設想的未來社會所有製形式下，人們之間的經濟生產活動根本不受這種利欲之心的驅使。無論是方法論的個人主義還是整體主義，製度經濟學的一個理論基本點是，由約束、規範社會成員的行為活動和交往關係等組成的製度是社會變遷的根本原因，這與韋伯將資本主義宗教倫理精神看做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根本動力一樣，都有馬克思經濟倫理思想中反複批判的“頭腳倒置”的嫌疑，與馬克思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唯物史觀有著根本不同。當代西方經濟倫理思想往往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過是體現一種“曆史主義”或“經濟決定論”。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說：“根據唯物史觀，曆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裏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麼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但是對曆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鬥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階級鬥爭的各種政治形式和這個鬥爭的成果——由勝利了的階級在獲勝以後建立的憲法等等，各種法權形式以及所有這些實際鬥爭在參加者頭腦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觀點以及它們向教義體係的進一步發展。”恩格斯的話告訴我們，任何一種新的經濟形態和經濟製度的產生及形成，不僅有經濟發展本身的因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觀念以及道德文化傳統等也是促成其變化的重要原因。
第三，當代西方經濟倫理的終極關懷和理想，是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李普森曾說：“這兩個理想是我們的基本觀念，其重要性淩駕於其他任何理想之上。將生氣勃勃的精神注入我們的民主政治，使它具有獨一無二的特征以及使它與其他製度不同的，主要就是這兩種價值觀。如果要將民主製度的特征以最簡單的話來概括，可以這樣說：民主製度就是盡可能使其人民同時獲最多的自由和最多的平等的政治製度。”馬克思經濟倫理理想並未排斥自由、平等，但與資產階級相比，前提是不同的。馬克思的經濟倫理理想是建立在“重建個人所有製”基礎之上的人的全麵發展，這是自由、平等的新的社會經濟製度基礎。不揭示自由、平等的階級立場，其圖景必然是迥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