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市場倫理對西方經濟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對於現代市場倫理與西方經濟發展的關係，從馬克斯·韋伯（1864－1920）的著述中可見一斑。馬克斯·韋伯是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曆史學家，也是現代西方宗教社會學的創始人之一。他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從宗教倫理的角度對資本主義的起源和發展進行了研究，提出了一個頗具啟發性的論點：在任何一項事業背後，必然存在著一種無形的精神力量；尤為重要的是，這種精神力量一定與該項事業的社會文化背景有著密切的關聯。可以說“基督教的新教為資本主義提供了道德基礎”，新教倫理為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提供了道德依托和價值嗬護。他的學說不僅對西方社會科學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而且對於當今中國經濟建設和倫理道德建設頗具啟發意義。
@@@一、新教倫理是現代資本主義發展的精神動力
究竟是什麼精神動力促進資本主義的飛速發展？具有資本主義精神特質的人是什麼樣子？韋伯從獨特的視角出發，對此進行了概括。
1.合理主義：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的精神
作為現代工業秩序的診斷學家，馬克斯·韋伯指認了一個令人驚詫的事實：“為什麼在西方文明中，而且隻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現了一個（我們認為）其發展具有世界意義和價值的文化現象，這究竟應歸結於怎樣一些環境呢？”準確地說，馬克斯·韋伯發現了作為西方文化進化過程中所特有的合理主義。作為該論斷支撐的事實主要有三：其一，“隻有在西方，科學才真正處在我們今天認為有效的發展階段上。”其二，“在封建社會的各個階級中，普遍存在著政治和社會集團組織。但是，西方意義上的‘國王與政府’（rexetregnum）的封建國家，卻僅見於我們的文化。”其三，“對於在我們現代生活中最關重要的力量——資本主義——來說，情形同樣如此。”
馬克斯·韋伯列舉了資本主義合理化的主要表現：
第一，“謀利、獲取、賺錢、盡可能地賺錢，這類衝動本身與資本主義毫無關係。……貪得無厭絕對不等於資本主義，更不等於資本主義精神。相反，資本主義倒是可以等同於節製，或至少可以等同於合理緩和這種不合理的衝動。”第二，“我們將資本主義經濟行動定義為：以利用交易機會取得預期利潤為基礎的行動，卻依賴（形式上）和平的營利機會而采取的行動。”亦即非強力手段獲利、和平獲利。第三，“合理化程度很高的資本主義計算”，或帶有鮮明量的發展的資本主義類型。第四，“自由勞動的合理的資本主義組織（形式上）。”第五，“形式獨特的現代西方資本主義，顯然受到了技術能力發展的強烈的影響。”第六，“合理的法律結構和行政管理結構”為現代資本主義提供了一種可靠的法律體係和按章行事的行政管理製度。
馬克斯·韋伯認為：世界其他地方或民族的“資本主義”樣式明顯缺乏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的精神氣質，即表現為合理性的缺乏，如係統性、邏輯性、方法、概念體係或思想形式、經典化、專業化的缺乏。而這些恰恰是構成這些地區的資本主義不夠經典和正宗的例證。
合理性在西方何以可能？從發生學上搞清楚西方合理主義的獨特性及其起源，成為馬克斯·韋伯分析和解釋的焦點。分析一個對象或過程的存在的合理性，主要有外在的和內在的兩種分析方法。前者用於解決合理化何以可能的問題。合理化何以可能也就是合理化產生的根源，因此必須跳出對象或過程自身、在其之外加以研究，因為在對象或過程內部研究其何以可能將會陷入邏輯上的悖論。內在的研究用於研究合理化的內在相互關係及外在表現。毫無疑問，上述兩種方法都為馬克斯·韋伯所采用。所謂曆史現象的“曆史責任的歸屬問題”，就是要探討一個曆史事實或曆史現象是由何種文化和曆史的要素所產生。
關於現代西方合理主義獨特性起源的探討，馬克斯·韋伯認為應該承認經濟因素的基本意義，即每做出一種解釋必須首先考慮經濟狀況。但是經濟因素本身會受到精神因素的影響，“因為，盡管經濟合理主義的發展，部分地依賴合理的技術和法律，但它同時也取決於人類適應某些實際合理行為的能力和氣質。如果這類合理行為受到精神上的阻礙，則合理經濟行為的發展也會遇到嚴重的內部阻力”。很顯然，馬克斯·韋伯注意到觀念和物質要素的平衡分配問題。在他看來，值得考慮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幾種：經濟狀況、合理的技術和法律、人類適應某些實際合理行為的能力和氣質、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倫理上的責任觀念。馬克斯·韋伯認為後兩種因素過去始終是影響行為的最重要的構成因素，從而成為著重探討的對象。
至此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馬克斯·韋伯為自己確立的研究課題：“一定的宗教思想對經濟精神發展的影響，即對一種經濟體製的精神氣質的影響。就此而言，我們要探討的是現代經濟生活的精神與禁欲新教的合理倫理之間的聯係。”
難能可貴的是，馬克斯·韋伯承認西方現代合理資本主義的出現是由多種因素導致的結果，而他隻論及因果關係鏈的一個側麵，同時研究具有嚐試的性質，其結論隻能達到可以容忍的近似程度；合理化問題的研究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和學科進行考察，例如他認為人類學所持的合理化的生物遺傳論點是富含啟示意味的。
2.精神來源：作為合理主義構造工具的新教倫理
馬克斯·韋伯認為，對於西方現代資本主義而言，新教倫理發揮著道德規範的職能，即為資本的生產經營者的意見、誌趣、情緒、甚至心理狀態編製道德程序。這種編製往往秘密進行且具有相當高的運作技巧，因而具有道德操縱的性質。新教倫理對資本主義精神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道德運作，表現在下述幾個方麵：
①社會分層背後的宗教底蘊。馬克斯·韋伯列舉了十分常見而又奇怪的情況：現代企業的經營領導和資本所有者中，高級技術工人中，尤其是在技術和經營方麵受過較高訓練的人中，新教徒都占了大多數。為什麼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同時又特別傾向於一場教會的革命？為什麼在那個時代，那些經濟上最先進的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新興的資產階級，不僅沒有抵抗這種史無前例的清教暴政，相反竟為護衛它而發展了某種英雄行為；德國天主教徒較少參與現代商業生活，但是新教徒不論作為統治階級還是被統治階級，不論作為多數派還是少數派，都表現出發展經濟合理主義的特殊傾向？荷蘭加爾文教分布的地區為什麼被視為資本主義經濟的溫床？馬克斯·韋伯認為差別的原因隻能從宗教信仰的持久的內在特性中去尋找，而不是從外在的曆史政治環境中尋找。要發現新教精神的某些特征與現代資本主義文化之間的聯係，隻能從其純粹的宗教特點中去尋找。
在這裏有幾點是極易發現的：第一，在現代經濟生活中，處於所有者和管理者地位的清教徒較多，這很大程度上與其所受的教育類型有關。與天主教徒樂於接受人文學科中等學校所提供的教育相反，清教徒更樂於接受專門提供技術學習和從事工業與商業工作的教育，從家鄉和家庭的宗教氣氛所偏重的教育中獲得的心理與精神特征，決定了清教徒的職業選擇從而又決定了他們的職業生涯。第二，宗教改革受到歡迎，是因為改革並不意味廢除教會對日常生活的控製，而是以一種新的控製方式代替舊的控製方式即拋棄舊的鬆散的潛在的形式的控製，代之以對行為的整體的管製，這無疑符合對職工行為具有嚴格要求的資本主義的利益。第三，尼德蘭資本主義的發展表明：末世論、禁欲主義和宗教虔誠與資本主義營利活動這兩個方麵不僅沒有衝突，相反存在著一種親密的關係，狂熱的虔信和同樣強烈的商業思維判斷力的結合，往往是虔信派的特征。
②資本主義精神的宗教淵藪。馬克斯·韋伯所使用的“資本主義精神”概念作為“傳統主義”的對立麵，特指西方現代資本主義的合理主義，它在西歐和美國的資本主義中得到充分體現。他認為，以曆史個體（即在曆史與現實中互相關聯的各種因素的複合體）作為概念對象的“資本主義精神”是一個曆史的整體性概念，因此在研究的開始階段，比較明智的做法是對其進行描述而不是界定或定義。馬克斯·韋伯通過引述本傑明·富蘭克林的話來揭示資本主義精神的淺層意義上的構成：誠實、信用、守時、勤勞、節儉。具體來講，首先，資本主義的發展是與勤奮和節儉的精神分不開的。正如本傑明·富蘭克林所講：“切記，時間就是金錢。假如一個人憑自己的勞動一天能掙十先令，那麼，如果他這天外出或閑坐半天，即使這期間隻花了六便士，也不能認為這就是他全部的耗費；他其實花掉了、應該說是白扔了另外五個先令。”其次，恪守諾言是資本主義獲得成功的重要信條。他指出：“切記，信用就是金錢。”“除了勤奮和節儉，在與他人的往來中守時並奉行公正原則對年輕人立身處世最為有益，因此，借人的錢到該還的時候一小時也不要多留，否則一次失信，你的朋友的錢袋則會永遠向你關閉。”“影響信用的事，哪怕十分瑣屑也得注意。……假如他看見你在該幹活的時候玩台球，或在酒館裏，他第二天就會派人來討還債務。”同時，他還認為，在信用具有非常重要作用的資本主義社會裏，行為的謹慎也是非常重要的。他說：“行為謹慎還能表明你一直把欠人的東西記在心上，這樣會使你在眾人心目中成為一個認真可靠的人，這就又增加了你的信用。”再次，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改革者或企業家必須具有堅強的性格，這是避免經濟災難的重要精神支柱。他指出：“各種懷疑、仇恨甚至道德義憤總是滔滔不絕地湧向第一個革新者。人們還千篇一律地……捏造出一些關於他從前生活的隱私汙點的傳說。隻有超乎尋常的堅強性格才能使這樣一個新型的企業家不至喪失適度的自我控製，才能使他免遭道德上和經濟上的毀滅。”
馬克斯·韋伯進一步在更深層的意義上揭示了資本主義精神的內容，主要包括：其一，“從牛身上榨油，從人身上賺錢”的貪婪哲學。馬克斯·韋伯認為，貪婪哲學體現了個人對於增加自己的資本並以此作為目的負有某種責任的觀念、盡職的觀念，同時將在增殖過程中所體現的執著視為倫理觀念、精神氣質的表現。職業責任的觀念作為資本主義文化的社會倫理的最重要特征，在一定意義上構成資本主義文化的根本基礎。其二，把賺錢純粹當做目的本身，賺錢、獲利支配著人並成為他一生的最終目標。獲取經濟利益不再從屬於人，不是滿足於他自己物質需要的手段，而是成為資本主義的一項主導原則。在現代經濟秩序中，隻要幹的合法，賺錢就是職業美德和能力的結果與表現，也是職業義務的實現。其三，非資本主義精神化的地區盛行不擇手段地通過賺錢謀取私利：勞動者缺乏良心，商人不講廉恥。馬克斯·韋伯認為不受任何道德規範約束、無情謀取財富的現象絕對不能代表現代資本主義精神。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精神是與某種道德理性相結合的，它既是對賺錢的著迷，又體現道德理性的要求。其四，具有高度的責任感，把勞動本身當做唯一目的、當做天職去完成。這種勞動態度不是天性的產物，也不能單靠高工資去喚醒，它隻能是長期的道德教化的產物。其五，“隻要誠實的外表能夠達到同樣的目的，則有此外表就足夠了，不必要地、過分宣揚這種美德，顯然是無效的浪費。”這表明資本主義精神所包容的思維經濟原則和美德的實用主義。馬克斯·韋伯認為，在資本主義精神的培養和適應資本主義能力的提高方麵，宗教教育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它可以有效地培養上述觀念和克服傳統主義。
③“天職”觀念的世俗影響。在完全現代意義上使用的“天職”（德文中的Beruf或英文中的Calling）術語主要包含以下幾層意思：第一，對塵世日常行為的宗教評價或者說賦予日常行為以宗教的意味。對日常實踐行為的強調或敦行的觀念在古希臘晚期就已萌發，但把完成世俗事務的義務視為至善卻是新穎的。正是這種超拔或提升，不可避免地使日常的世俗行為具有了宗教的意義，並且由此首次創造出該種意義上的天職概念。第二，天職概念為全部新教提供了核心的教義。新教認為上帝所接受的唯一生活方式不是修道禁欲，而是完成每個人在塵世上的地位所賦予他的義務，這就是他的天職。天職的完成意味著他完成了上帝的托付，因而他必然返回天堂並為上帝所寵愛。上述概念和思想是由路德提出來的，這些思想一方麵促進了宗教的進化（因行獲救開始替代因信獲救），另一方麵也帶來實際的後果（對資本主義精神的催生作用）。馬克斯·韋伯認為路德雖然賦予世俗活動以道德價值和宗教意義，但路德對世俗活動所持的冷漠態度和無意傾向，表明他的天職觀念仍然是傳統主義的，並具有神學的意義。可以說路德的天職概念與資本主義精神之間至多具有不確定的關係。作為後繼者的加爾文教派和其他清教派才使這種關係明確化，因而成為馬克斯·韋伯研究問題的新的出發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