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在加爾文教、虔信派、浸禮宗等不同的新教教派中，其教義和信條有所不同，但是在教導人們擺脫世俗生活的物欲誘惑，通過善良的行為，表明其對上帝的順從，從而使信仰達到更高的倫理價值方麵，各派基本上是一致的。“虔信派盡管沒有發展成一宗，但它的成員卻力圖在這個團體內過一種擺脫了塵世的種種誘惑，在一切細節上都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的生活，從而得以通過他們日常生活中顯示出來的外在標記確信自己的重生。”另外，“由於創造了一種誘發懺悔的方法，甚至獲得神聖的恩寵實際上也變成了合乎理性的人類活動的目的”。而浸禮宗則通過善良的行為，表明其對上帝的順從。“發自內心的對塵世及其利益的拋棄，通過良知向上帝表白無條件的順從，是唯一的毫無異議的重生標誌……善行是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
在探討世俗道德行為的信仰價值時，韋伯指出：“加爾文教徒憑借什麼樣的成果認為自己有能力辨認真正的信仰呢？答案是：憑借一種有助於增添上帝榮耀的基督徒行為。……隻有上帝的選民才真正擁有這種有效的信仰，隻有他才能通過他的重生和由此而來的全部生活的神聖化來增添上帝的榮耀，靠的是實實在在的而非表麵化的善行。正是通過他的意識，他的行為才是以他自身內一種為上帝的榮耀而工作的力量為基礎的，起碼就其行為的最根本的特征和持恒的理想來說是這樣。”因此，道德行為可以榮耀上帝，不僅可以使人們通過道德行為提供心靈的慰藉，而且成為人們追求至善的手段。
總之，按照新教倫理的準則，當財富誘使人無所事事、沉溺於罪惡的人生享樂時，它在道德上是邪惡的；當人為了日後的窮奢極欲、高枕無憂的生活而追逐財富時，它也是不正當的。隻有通過勤勉工作獲得財富，盡量避免經濟上的窘迫，盡自己所能為社會和他人奉獻的人，才能真正得到上帝的喜悅，才能使自己的靈魂得救。
@@@三、韋伯研究對我們的啟示
盡管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文最初發表於1904年，但是，曆時一個世紀以來，它不僅在西方社會科學界引發“韋伯熱”，而且在中國也引起學者們的廣泛關注，特別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協調人的致富欲望與道德完善的關係，韋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
第一，韋伯的研究促使我們從倫理、宗教和文化的層麵關注資本主義社會和經濟的發展，開闊人們認識資本主義的視野。
稍微了解世界曆史的人都知道，近代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史，對於東方民族而言，是一部痛苦的殖民掠奪的曆史。從這個角度看，卡爾·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等著作中對資本主義製度及其本質的分析和批判，更符合我們對於資本主義的認知。但是，迄今為止，人們不得不麵對和承認這樣一個現實，即資本主義不但沒有腐朽沒落乃至退出世界曆史舞台，反而還不斷地生成演變，甚至成為當今諸多國家和地區效仿和追求的目標。這一現象促使人們不斷地思考資本主義的特點與本質是什麼？它為什麼能夠存在與發展？其背後的動因是什麼？資本主義的精神價值是什麼等等。作為獨立思考的理論工作者必須深入研究這些問題，絕不能回避它們。
韋伯從新教倫理的角度闡述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原因。在他看來，正是新教倫理的盡天職、蒙恩、勤奮、勞動、守信、克製、儉省、節欲的精神推動了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和經濟的發展。盡管在某一社會中經濟發展的原因是多方麵的，簡單地把它歸結為倫理、宗教或信仰的作用不無片麵性，但是，毫無疑問，韋伯獨辟蹊徑，從倫理和經濟的關係出發，探討二者的因果聯係及其動態關係，從而促使人們從精神和文化的層麵，探討一個社會經濟發展的內在原因或動力，這是他的一個貢獻，為後人開辟了新的視角。
第二，韋伯通過對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內在關係的研究，揭示了傳統文化必須向現代文化轉變的重要性。
從基督教發展曆史看，早期教會堅持《聖經》及教父們的教義，強烈譴責一切不利於“誠實”經濟的活動和行為。當時普遍流行的觀點是“用高利貸和利息玷汙了大地的人不勞而獲，不散財而斂財，不播種而收獲，他的富裕生活不是靠耕種土地而得，而是借窮人無衣無食而獲”。聖利奧大教皇（？－461）曾把基督教的教義概括為“金錢的利息，就是靈魂的毀滅”。
然而，在12、13世紀，隨著城市的發展與市場擴大造成的貿易增長，現實與早期教會的道德理想主義形成了鮮明的對立。麵對新的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人們不難發現一種把神學教條與當時社會經濟生活現狀加以調和的傾向。中古後期教會對商人的看法開始發生變化，實際上承認了商人作為社會有用成員的地位。15世紀神學家樞機加耶坦（1469－1534）甚至認為，擁有非凡經營能力的商人可以升到社會頂層，這是對其“美德”或成就的報償。
這表明，教會的經濟倫理本身也在發生相應的變化。它一方麵為當時社會的發展提供必要的精神支撐，另一方麵，也必須針對社會經濟發展的情況做出相應的調整。韋伯認為這種調整是近代西方社會經濟變化的文化基礎。總之，任何社會經濟的發展都需要倫理道德的支撐。當然，一種特定社會的倫理觀念必須隨著社會的變化而發展，隻有這樣才能為社會經濟的進步提供必要的支持而不是限製。以保護文化傳統為名，拒絕文化更新與變革，隻能導致兩種結果：要麼是陳舊的倫理觀念禁錮社會和經濟的發展；要麼是社會經濟的發展突破原有倫理的界限，使社會陷於混亂和無序狀態。
由此，我們聯想到了中國。在中國傳統思想與學說中，毫無疑問，存在著許多糟粕的東西，例如“存天理，滅人欲”，“重義輕利”，“重本抑末”，“重農抑商”，“等級觀念”，“不患寡而患不均”，“長官意誌”等等。這些落後的思想禁錮人們的頭腦，阻礙社會的進步，抑製經濟的發展。但是，也有許多深刻而有價值的思想，例如“取予有度”、“生財有道”、“用財有製”、“勤儉節約”、“信則人任焉”等等，這些倫理道德觀念可以通過現代化的轉換，為中國現代化建設服務。
第三，通過深入研究韋伯的著作，使人們更清晰地認識到倫理問題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但是，客觀地說，我們也承受著市場化對社會生活的全方位的衝擊。或許我們過去窮怕了，太渴望致富，太急於致富；或許物質誘惑的力量太大，在我們身邊，追逐利益的人猶如撲火的飛蛾，前赴後繼地突破道德和法律的底線，向墮落的陷阱湧去。總之，出現了嚴重的拜金主義、縱欲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傾向。例如，相互欺詐、坑蒙拐騙、以假冒真、貪汙受賄、以權謀私、權錢交易、騙稅逃稅、走私販毒、嫖娼賣淫等等。這些問題的出現，給世人敲響了警鍾。它表明，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是有機聯係的整體，選擇現代化的道路不僅僅是經濟問題，也是一個內在價值觀念、文化背景和倫理道德的問題。經濟發展如果沒有倫理道德作為基礎，沒有合理的價值體係作為支撐點，勢必陷入混亂甚至崩潰。
從根本上說，市場經濟是一種契約經濟，建立在人與人之間密切合作的基礎之上。對於訂立契約的雙方而言，能否遵守契約，成為該經濟運作方式成功與否的關鍵。因此，在市場經濟運作方式中，對一個“經濟人”最起碼的道德要求，就是出於獲利目的而表現出來的誠實守信。弄虛作假欺騙他人，必將破壞經濟信用關係，使契約雙方均無法達到獲利的目的，從而破壞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則。
因此，我們在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機製和法律建設的同時，一定要不斷完善市場經濟的道德和倫理基礎的建設，為市場經濟體係尋找到它的支撐點或基石，建立健全與之相適應的道德規範和文化體係，促進中國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迅速、持續和規範地發展。
第四，盡管韋伯的分析和研究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但是人為地拔高或無限地美化也是極為錯誤的。韋伯的研究也有局限性，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加以分析和批判。
首先，階級局限性。任何人都不能脫離其社會而獨立地存在。馬克斯·韋伯畢竟生長和活躍於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的德國俾斯麥時期，他是一個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和自由主義者，因此仍然不能脫離其時代打上的階級烙印。從其被譽為“有時代代表性的哲學家”來看，他仍然是一個資產階級的學者，為資本主義竭力辯護，其學說體現了那個時代的道德理念。在其《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人們不難發現許多美化“資本家”和“資本主義”的言論，他反複強調資本家具有艱苦奮鬥、勤儉自律、自立自強、堅韌不拔、量入為出和嚴守規則的一麵，完全忽略了資本家在早期資本原始積累時的貪婪無度、殘酷剝削、血腥鎮壓和無情掠奪的一麵。毫無疑問，這有悖於曆史事實，有失曆史的公正。難怪丹尼爾·貝爾對韋伯提出的促進資本主義發展的“禁欲苦行主義”加以補充，認為還有另外的一麵，即“貪婪攫取性”。
其次，理論局限性。西方社會之所以能夠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經濟之所以獲得長足的發展，原因是多方麵的，既有政治因素、法律因素，也有科學技術因素、教育因素等等。從倫理和宗教的角度對社會進行觀察與研究畢竟隻是一個角度，絕不能代替其他研究角度、途徑和方法，否則就會導致偏頗。可以說，從文藝複興以來，人們的思想觀念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更新，隨之而來的是政治的變革、科學技術的發展、地理大發現、城市的興起、貿易的擴張、社會需求的擴大、利益的驅動、觀念的更新等等，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醞釀著社會的巨大變革。單純從倫理和宗教的角度很難全麵解釋為什麼西方社會現代化發軔於17世紀的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和18世紀由蒸汽機引發的工業革命，也很難解釋由於經濟的騰飛、科技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反過來要求拋棄陳舊的傳統道德和倫理原則。新的社會形態強烈呼籲進行新的道德文化、倫理精神和宗教信仰的建構，經濟基礎對於上層建築無疑起決定的作用。因此，從理論上講，韋伯最多不過探討了上層建築特別是倫理道德和宗教信仰對於經濟基礎的反作用。
再次，時代局限性。如果說韋伯在其書中重點分析了16世紀的歐洲經過宗教改革後形成的新教對於歐洲近代資本主義發展所起的作用，相對貼近資本主義早期發展的某些情形，那麼，其觀點和結論已經很難解釋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特征、運行軌跡和演變趨勢。例如，韋伯一再強調新教倫理之一——勤奮儉省的重要價值，但是，清教徒式的禁欲主義和苦行主義僅僅適用於資本主義早期階段，即通過“節製欲望”進行資本原始積累。然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現在的情況發生了180度的變化。如果說過去是消費與積累成反比關係（消費越少，積累越多；消費越多，積累越少），那麼，現今在某種意義上是消費與積累成正比關係（消費越多，積累越多；消費越少，積累越少）。同樣，二戰後的日本經濟之所以迅速發展，東南亞“四小龍”經濟的騰飛等等，其內在動力就絕不是用新教倫理可以解釋得通的。而中國經濟之所以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獲得舉世矚目的發展，也很難單純從倫理道德的角度加以詮釋。總之，我們切不可將韋伯的分析簡單地套用於當今中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