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在本質上是“契約經濟”、“信用經濟”，倫理信用是市場經濟的靈魂，是市場經濟良性運轉的前提，是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社會資源和優化配置的有效手段。但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實踐中，信用問題成為經常困擾人們的難題，一係列有損倫理信用的事件接連發生，觸目驚心，道德失範、信用滑坡，被公認為是當前中國市場經濟體製不完善的主要原因之一。這不僅損害了人們參與經濟活動的信用，破壞了經濟秩序，降低了經濟效率，而且也嚴重影響了中國在國際上的形象。因而充分了解、高度重視倫理信用問題，加強市場倫理體係建設，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重要而迫切的任務。
@@@一、倫理信用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
1.倫理信用的內涵
在中華文化的曆史上，倫理信用一說由來已久，具體源於何時，目前還難以考證。從文字記載來看，至少可上溯到兩千多年前的《論語》。
孔子十分重“信”，多次論及“信”，這裏僅列舉部分：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其何以行之哉？”（《論語·為政》）就是說，人沒有信用，即不可在社會上立足。
孔子還認為信是君子人格形成的重要因素。他說：“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論語·衛靈公》）就是說：君子做人要以符合道義為原則，按照禮節實行它，用謙遜的言語說出它，用誠實的態度完成它，這樣才是真正的君子。所以，他教學生必以忠信，所謂“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也。（《論語·述而》）
信還是形成“仁”的品格的重要因素，子張曾向孔子問仁，孔子回答說：“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論語·陽貨》）對於統治者來說，信也很重要，子貢問政，子曰：“足食、民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
在《論語·衛靈公》中還有這樣的記載：“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裏，行乎哉？’”意即：要使自己的主張行得通，必須說話忠誠老實，做事忠厚嚴肅，即使走到少數民族的偏僻國家，也行得通。但如果說話虛偽欺瞞，做事馬馬虎虎，就是在本鄉本土，也是行不通的。
在《論語》中，孔子重視忠信的言論還有很多，此不備舉。孔子的學生也很重視信，以曾子為例，他曾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學而》）“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論語·泰伯》）另外他還認為：“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禮記·大學》）
孔子的其他學生，如有若等都有重視“信”的言論保存在《論語》中，此從略。子思也重視“信”，《中庸》多次引用孔子之言討論“信”。如“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上焉者雖尊無征，無征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由此可見，從孔子到子思，盡管所討論的道德範疇發生了一點變化，但在重視“信”這一點上是一致的。
現在關於信用的內涵有多種說法。應當說，信用是信和用的統一，是以人或由人所構成的組織為主體的社會實踐和交往行為的道德準則。信，既可以指相信、信任，也可以指信賴、信心等。信所包含的這些內容，在人們心目中的投射，就是我們平常所講的信譽。一個人、一個組織一旦在人們心目中有了信譽，就會對他們的社會實踐和交往產生正麵的或有益的效用、作用，並通過效用、作用的發揮，給主體帶來種種福利。因此，倫理信用是信和用的統一。
信用作為各行為主體在社會實踐和交往行為中必須遵循也應該遵循的倫理道德準則，主要包括三個層次：一是信任人，這是社會實踐和交往的基礎或前提。信任人是指在人與人、人與組織、組織與組織間的實踐和交往活動中，認定對方是可以信任的，並以此作為活動的前提。二是言必真，這是社會實踐和交往行為的中介。言必真就是要言之由誠，言之由實。強調任何時候都不能說假話，要公平誠實，童叟無欺，表裏如一等。三是行必果。行必果不僅強調按照各自所做的承諾，無論是書麵的還是口頭的，都應該用實際的成果來履行和實現，而且還要求各類行為主體必須考慮行為的過程和結果是否符合社會整體的長遠利益。倫理信用是整個市場經濟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沒有倫理信用，就沒有社會化大生產所必需的交換市場，就沒有社會化大生產的秩序。
2.倫理信用在市場經濟中的作用
關於信用等倫理與市場經濟的關係問題，中國理論界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了討論，當時主要局限於倫理學領域。90年代以後，討論的範圍逐步擴大到哲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文化學等領域。在倫理與經濟的關係上，主要有辯護論、劃界論、統一論等看法。辯護論認為，倫理對經濟的影響作用具備一種合理性辯護的功能，經濟原則能轉換成倫理原則。劃界論認為，倫理道德的本質是超功利原則的，與經濟關係不對應，市場經濟的動機是功利，市場經濟的原則是他律，而道德動機是非功利的，道德原則是自律的，兩者互不牽涉，互不規範。統一論認為，經濟與倫理道德是辯證的否定關係，兩者關係的中介是利益關係，不同的利益關係反映不同的倫理觀及其價值體係，經濟要對倫理起決定作用，就要通過這個利益中介；倫理要對經濟起反作用，也必須通過相應的利益中介。
我們認為，倫理是現代市場經濟的核心和靈魂，對於完善和鞏固現代市場經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具體表現在如下幾方麵：
第一，倫理信用是市場經濟良性運轉的前提條件。市場經濟是以等價交換為原則的一種合同式契約經濟。根據馬克思的經濟觀點，市場商品交換關係中各個市場主體，受商品生產一般特征的製約，都具有為他性、服務性和為己性、牟利性兼存的倫理二重性。互惠互利、誠實守信、公平競爭自然成為市場經濟內生的道德律令和“遊戲規則”，其中誠實守信是實現市場主體間商品、貨幣及勞務等價交換的保證，而決不是外在的與之相衝突的對立物。在市場經濟運行中，假如有一方不守信用，等價交換關係就會遭到破壞。此外隨著交換關係的複雜化，日益擴展的市場經濟關係便逐步構建起彼此相聯、互為製約的信用鏈條，維係著錯綜複雜的市場交換關係和正常有序的市場秩序。可見，從最初的交換到擴大的市場關係，都是以信用為基本準則的。沒有倫理信用，就沒有秩序；沒有倫理信用，就沒有交換、沒有市場，經濟活動就難以健康發展、良性運轉。
第二，倫理信用是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社會資源和優化配置的有效手段。倫理信用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必然產物，也是社會化大生產存在和發展的必然條件。倫理信用程度的高低、倫理信用資源的大小，直接影響市場經濟主體參與分工的程度、影響社會分工的發展、影響分工利益的大小。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個人之間、企業之間、國家之間分工協作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作為現代市場經濟行為主體的個人、企業、國家，誰擁有發達的倫理信用關係，誰就能使分散的社會資源得到更多、更高效率的組合機會，誰就能產生更高的社會生產力，而且還可以使原本個人、企業、國家不可能完成的經濟活動通過倫理信用合作的方式得到順利進行，從而擴大社會經濟活動的整體規模，最大限度地利用社會資源。另一方麵，倫理信用的存在還加速了資源在不同行業間的自由流動，促進了資本的再分配和利潤的平均化，促使資源從效率低的用途向效率高的用途轉化。
第三，倫理信用可以降低市場經濟中的交易成本，節省流通費用，加速資本的周轉。英國古典經濟學家約翰·穆勒在談到信用時指出：“信用以信任心為根據，信任心推廣，每個人藏在身邊以備萬一的最小額資本亦將有種種工具，可以用在生產的用途上。”“如果沒有信用，換言之，如果因為一般不安全，因為缺乏信任心，而不常有信用，則有資本但無職業或無必要知識技能而不能親自營業的人，將不能從資本獲得任何利益：他們所有的資產或將歇著不用，或將浪費消減在不熟練的謀利的嚐試上。”可見，多種多樣的倫理信用的存在，不僅可以代替現金流通，而且可以使一些債權、債務相互抵消，這就大大節約了與現金流通有關的各種費用。另一方麵，倫理信用的發展也加速了商品的銷售速度，促進了資本的快速周轉，提高了全社會的資本利用效率。世界各國的各種消費信貸、住房信貸、汽車信貸等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二、中國市場化進程中的倫理失範狀況與危害
1.中國市場化進程中的倫理轉型
隨著市場經濟體製的建立，中國的市民社會也在相應的建立，中國社會處於重要的轉型期，倫理生活也在發生重要的轉型。
“市民社會”這一概念在公元1世紀由西方哲學家西塞羅最早提出，其原意是表示一種區別於部落和鄉村的城市文明共同體，即所謂的“文明之邦”。洛克第一次將市民社會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邏輯階段，即有政治的階段。黑格爾是西方思想史上將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進行明確區分的理論先驅。在他那裏，市民社會主要是代表個人利益，是各個成員作為獨立的單個人的聯合，因而道德地位比較低。哈貝馬斯認為市民社會是獨立於國家之外的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私人領域是指以市場為核心的經濟領域，公共領域是指社會文化領域。在西方曆史上，市民社會的產生出現了三次剝離：與野蠻社會的剝離、與政治社會的剝離、與經濟社會的剝離。現代西方社會正在努力完成這一過程，而在中國，準確而言，還處於第二次剝離階段，即怎樣從高度政治化的社會中旁生出一個相對獨立的非政治化領域。
伴隨著中國市場經濟體製的建立和市民社會的建立即民主建設步伐的加快，原有的倫理生活秩序必將被打破，隨之而來的就是倫理生活的變革。基於市場經濟、市民社會的特性及其倫理要求，中國在倫理生活格局上將發生如下主要轉型：
①由私德型倫理向公德型倫理轉化。市民社會是一個各種社會要素離析而發生互動的社會。這種社會模式，以政經互動造成支撐個人與社會道德的豐厚物質條件，以權利互動造成支撐個人與社會德性的寬鬆政治氛圍，以思想互動造成支撐普適化道德規範的雍容德性心理，以科技互動造成支撐理性化道德的認知基礎，從而開辟出一塊以往人類未曾開墾的公共秩序與公共生活德性的實在土壤，擴展了人們的思維視野。在廣泛的比較、對話、溝通、互動中，促進著人們道德理性的成長，推進了他們在關注個人生活以外，將更主要的關注力擴展到人群共同體的公共生活領域，開啟了人類道德思想與德性抉擇的最廣泛領域。從理性分析的角度來看，以公共道德優先來設置倫理框架，這是因為：第一，公共道德優先更符合德性本質。道德乃是調節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三維關係的規範體係，它先天地被打上了社會性的烙印，因此，道德的構成體係也就務必首先反映出這種社會特性，它才足以構建一個與社會自身構成相一致的具有社會適應性的規範。群體道德，以其注重道德的社會相關性，注重道德的社會調適功能，注重倫理規範對於公共生活與公共秩序的密切關注，注重各個個體在公共生活中的個人德行造成的廣泛影響，注重自由與權威、倫理與政治、個人與社會的辯證聯結，而具有私德主導的傳統倫理所無法比擬的優勢。第二，公共道德優先，有助於形成人們理智的道德的行為抉擇方式。在私德主導的情形下，因缺乏德性的外在保障係統，常常導致道德觀念認知與道德行為踐履的分裂。在群體道德優先的情形中，由於不僅強調道德個體的主體能動性，更以民主與法製保障德性化行為的主流性與可讚性，故而，道德觀念與行為的統一就較有保證：人們認同德性、心懷慈善、共行善舉這類既體現個人道德良心，又表現公共道德風貌的舉措，才會獲得普遍的認同與反響。第三，公共道德優先，並不忽略個人品德，反而以注重每個人在社會生活中的品德情操為特征，群體道德優先的現代倫理思路將傳統倫理注重個人品德的心性修養的大思路置於私德與公德互動的背景之中，將傳統倫理注重道德作為人生境界提升的起點與歸宿的價值，納入現代倫理的社會要素健康互動而最有效地提升道德境界與人生境界的思路之中，從而使道德視域得以最大的擴展。
②由神聖型倫理向世俗型倫理的轉化。神聖道德與世俗道德不是層次不同的兩種境界，而隻是道德範型上的區分。中國傳統社會推崇一種理想化的神聖道德，盡管它具有超凡脫俗的精神力量，也曾引導不少仁人誌士、聖者賢哲成為社會進步的中堅力量，但其最終隻能成為精英政治的一部分，成為脫離民眾的說教。中國封建社會之所以會出現道德理想設計與大眾層麵上道德實踐的相悖，原因之一就是儒家道德確立的基礎就是把人分為不同的等級，下層人是根本不講道德的，所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裏仁》）。而人總是首先立足於現實世俗，立足感性經驗生活，總是他所在的那個生活世界的產物，而現實的生活總是世俗的。
市民社會的建立過程首先麵臨的就是由神聖向世俗轉變的過程，這一轉變不是生活表層意義上的人們對現實生活利益所表現出的前所未有的關切，而是深層次上的倫理生活及其範型的轉變。在西方，18世紀宗教的道德功能被功利主義或理性主義的世俗倫理學所取代，這預示著由宗教神聖倫理向世俗倫理的轉變，政教分離的過程就是還生活權於世俗的過程。政教分離不僅意味著政權與教會的分離，而且意味著道德領域、公共生活領域與教會的分離，生活世界就出現了所謂世俗化的局麵。在中國傳統社會，盡管沒有自主的教會組織和宗教形式，但禮與國家倫理的一體化，也導致了公民政治身份與信仰身份在不同程度上的疊合。但是，世俗化意味著這種疊合的中斷或身份的分化，市民身份確立的基礎是自然的權利和義務，它通過憲法得到具體確定；信仰身份則是自致的，即自由選擇的結果。這就意味著公民不止是一種政治身份，他可以是多種身份的混合並賦予不同的信仰，既可以是浪漫主義的，也可以是現實主義的。現代化社會需要道德，現代化的人需要道德精神，但是現代化的道德應當是基於個體的現實生存方式，應當關注人的需要及其滿足方式，應當使道德更加符合人性，應當使道德更多地關懷世俗利益，應當防止現代社會中的道德墮入神秘主義或幻想主義。當然神聖道德並不是不需要，當神聖道德剝離了神秘時，也就變成了世俗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