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強化生態倫理。世界經濟發展過程中無可爭辯的事實表明，工業化所產生的效應是雙重的，在給人類帶來巨大物質財富的同時，也造成了資源枯竭、環境汙染及生態破壞等負麵效應。費孝通先生認為人類社會依次經曆了漁獵社會、農耕社會、工商社會、信息社會，而中國目前正處於“三級兩跳”的社會轉型期，既同時處於農耕、工商和信息社會，此為“三級”；又同時在實現從農耕社會向工商社會的轉變、從工商社會向信息社會的轉化，此為“兩跳”。也就是說，處於轉型期的中國是一個典型的發展中國家，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還麵臨著通過工業化來實現經濟發展、滿足人們基本需要的任務，這也意味著中國在環境與發展之間麵臨著嚴峻考驗，從而對中國提出了走可持續發展之路的生態倫理要求。目前我國又實施了西部大開發戰略，中國絕不能重複發達國家“先發展、後治理”的老路，而應該“防患於未然”，為避免使自己將來付出更慘重的代價，更需要關注生態問題，走可持續發展之路。就國際經濟來看，WTO的有關條款對生產和消費綠色產品做了相應的規定，中國要擴大國際市場，就必須抓住機遇充分發揮各地區優勢，遵守WTO的環保規則，關注消費者的需求傾向，增強環保意識，提高環保技術，開發環保產品。
第三，強化競合倫理。市場經濟本身就是競爭經濟，20世紀中期以來世界進入了合作的時代，中華民族從文化積澱方麵又缺乏競爭意識與合作意識，這就要求我們在現代市場倫理體係的建構中要注重並強化競爭與合作倫理。在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影響下形成的“求穩、安貧、保守”等觀念，已不適應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經濟和社會要取得發展，首先需要解除這些舊觀念，解放思想，樹立發展意識。在加入WTO以後，中國若要利用“後發國家”的優勢，更加需要確立和加強這種意識。同時“入世”給中國帶來了激烈競爭，我們不能逃避競爭、害怕競爭，而要直麵競爭，迎接競爭。市場經濟本身就是競爭經濟，WTO最基本原則就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開展自由競爭的原則。但競爭並不意味著不要合作，相反它對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確立的人與人之間缺少競爭的初級合作，已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因此在市場經濟和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為了增強競爭力不僅要加強經濟主體內成員間的合作，而且也需要加強全球範圍內各經濟主體的合作。所以，在現代市場倫理體係的構建中，提出以競爭觀念、合作觀念等一係列倫理觀念相統一的競合倫理要求，實為必然。
第四，強化契約倫理。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又是契約經濟、信用經濟，中國目前的合同履約率非常低，不守信用的行為極其嚴重，因而必須提出並強化契約倫理。在一個利益共同體內部，各成員之間以及成員與共同體之間的關係本質上是一種各方認可的平等的契約關係，其中每一個關係方既有自己的權利，同時又要承擔相應的義務。這種權利和義務是通過各種明確的或隱含的“契約”所規定的，它們是確保共同體的共同利益，協調、平衡與兼顧不同的關係方的利益並解決各種利益衝突的基準。中國加入WTO，實際上是使自己正式進入了一個全球範圍的契約關係網絡之中。市場經濟本身也是一種契約經濟，與契約經濟相對應的就是契約倫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推進和全球經濟共同體的形成，契約倫理將成為全球經濟倫理的主流。而中國傳統自然經濟是一種家族經濟，經濟活動的範圍大多限於親緣或地緣關係的群體內，主體與對象的互動是建立在人情基礎之上的；計劃經濟則是一種行政經濟，經濟活動主體內部成員之間、主體與對象之間的關係是建立在行政基礎之上的。這兩種經濟倫理都偏重“人治”，與市場經濟倫理以契約為基礎的“法治”完全不同，因此要建立以平等的契約關係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倫理。在國內和國際經濟交往中，大量的由於不重視契約而對經濟活動所造成損失的事實已經教訓了我們，因而必須提出並強化經濟活動主體與對象之間通過契約來建立關係展開互動的契約倫理要求。
@@@三、重構中國現代市場倫理的基本途徑
中國社會轉型的長期性，中國市場主體的多元性，決定了中國現代市場倫理體係的建構是一個長期而漸進、複雜而艱巨的進程，也是經濟、政治及社會文化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過程。因此，在建構與“入世”後的環境相適應的中國現代市場倫理的過程中，既要從自身各方麵尋找出路，也要注重國際經濟倫理特別是西方現代倫理的作用。
第一，發掘中國傳統經濟倫理中的資源。中華民族的倫理文化積澱是十分深厚的，在中國現代市場倫理體係的構建中，發掘包括周秦經濟倫理在內的我國傳統經濟倫理中的寶貴資源，對其進行一種創造性轉化，使傳統經濟倫理與我國當前市場經濟的發展對接，並以完善的市場經濟製度保障經濟倫理的發展，是一條重要的路徑。實現傳統經濟倫理同現代化的對接，就要按照現代化的價值取向，實現傳統經濟倫理的價值剝離，經過改造，使之煥發出現代化的生機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