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提高人才的倫理素質和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素質。在人才培養中注重人才倫理素質的培養和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教育，是構建現代市場倫理體係的根本。重視人才的倫理素質，從根本上說是社會的要求，企業和有關的專門學校隻有適應社會要求才有競爭力，才能生存發展。因此，它們對社會要求的反映具體表現為對人才倫理素質的重視。對從業者來說，也隻有適應社會和企業的需要，才有自身的社會價值和競爭力。因而現代經濟倫理必須能夠而且應當適應社會和實踐主體的要求，致力於提高人才的倫理素質和職業道德水平。
第三，注重加強企業的倫理建設。在市場經濟社會中，企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是參與經濟全球化的主體。1994年，美、日、歐企業界的領袖在瑞士的康克斯通過了《康克斯圓桌委員會商務原則》。該文件強調了“共生”和“人類尊嚴”的理念對於企業經營管理的重要性，並在此基礎上具體闡明了企業在經濟責任、社會責任、遵守法律、尊重規則、支持多邊貿易、尊重環境、禁止非法活動等方麵所應遵循的七大原則，詳細規定了企業對其客戶或消費者、雇員、所有人或投資者、供應商、競爭者和所在社區所應承擔的義務和責任。這次會議在企業倫理建設上是載入史冊的，已經得到了普遍的認同。中國要想在世界經濟中占有一席之地，成為經濟強國，具有世界級的企業，就必須具有良好的企業信譽和道德形象，因此說加入WTO後，中國經濟倫理建設的重點在企業。而事實上，我國很多企業的倫理道德意識與經濟全球化的現代企業倫理要求還有較大差距，如一些企業無視市場行為規則、忽視道德的力量、缺乏競爭意識和契約觀，出現誠信危機、運用規則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的意識不強等。要改變這些狀況，我國企業界需要經曆一次企業倫理觀念上的革命，參考《康克斯圓桌委員會商務原則》，加強企業的經濟倫理建設。
第四，強化政府的倫理意識和引領作用。加入WTO後，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角色將發生重大轉變，就是要強化政府的公共服務功能。這就要確立起政府為公共服務的價值理念，其要旨是明確與保證公民在經濟生活中的平等自由權利與國民身份，與此相適應，政府對於經濟生活的管理方式亦應由不規範的人治向規範的法治轉變。作為經濟活動的引導者和裁判者，政府在建構經濟倫理中的地位和責任是重要而獨特的。加入WTO後，對中國政府的要求就是建立一個全麵徹底的市場經濟機製，要求經濟運行機製全麵市場化；要求政府做到規則的統一性、信息的公開性、經濟活動主體身份的非歧視性，WTO規則的核心就是經濟活動中的自由、平等、公正、公開、法治。這就意味著政府在確保經濟活動的有序、公正、合理等方麵負有重要責任，必須加強政府在市場倫理建設中的引導和約束作用。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國政府特別要加強對企業的倫理引導和約束。對於那些無視市場規則、法律條約和道德規範的企業，政府要加大懲罰的力度以體現懲罰的正義。同時，加入WTO並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將使中國政府在追求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方麵處在更為有利的位置。因為作為WTO成員國，中國不僅僅是被動地遵守契約，而且也有權利積極地參與契約的製定。中國在國際經濟問題上的倫理立場將不再是無足輕重的。通過參與各個層麵的國際對話和合作，中國政府不僅可以為本國企業爭取到一個更為公平的經商環境，而且可以為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做出自己的貢獻。
第五，注重對國際經濟倫理的借鑒和應用。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事實，決定了我們在市場倫理體係的構建中必須注重借鑒和應用國際經濟倫理，特別是現代西方市場倫理中的積極成分。譬如，作為一個經濟個體，我國要依據保護環境的生態倫理、尊重其他國家的發展權、注重全球經濟的平衡發展、尋求與維護公平的國際機製、公平交換、互動等經濟倫理的要求，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應對全球性的挑戰。根據全球經濟的平衡發展倫理要求，現階段我國必須推進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與轉換，提高企業的科技水平和競爭能力；調整外貿結構，實施“科技興貿”戰略，提高本國的國際競爭力。根據生態倫理的要求，我們要理順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比例關係，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著力培育具有高成長性和市場潛力的新的經濟增長點，用新技術革命的成果改造傳統產業，大力發展環境產業等，降低對環境的汙染和破壞，加速環保產業的體係化。根據尊重其他國家的發展權倫理，必須盡快實現我國出口產業的產業升級。唯其如此，才能在經濟倫理體係的構建中以外部依據把握建設走向。
第六，注重發揮理論研究的先導作用。在重構中國經濟倫理的過程中，學術界應發揮自己的理論先導作用，特別是要注重經濟學和倫理學的交叉性研究，這對於現代市場倫理建設的健康有效發展是極其重要的。我國轉型時期的經濟倫理問題層出不窮，其中很多問題都是綜合性的、非常複雜的問題，離開學術界的合作攻關特別是經濟學界和哲學界的通力合作，這些經濟倫理問題是不可能在理論上得到解決的。但長期以來，我國的經濟學界和哲學界卻存在著自我孤立、彼此輕視的現象，對於相同的問題各有說法，兩大領域的學者之間還沒有形成交流與對話的關係，這極大地影響了學術界對中國目前很多重大的經濟倫理問題的認識和把握。中國學術界要完成自己在中國經濟倫理重構中所要承擔的任務，就要實現經濟學與倫理學的會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