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構中國現代市場倫理體係，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除了深化體製改革，加強法製建設，揚棄周秦經濟倫理中的思想精華等途徑之外，借鑒現代西方市場倫理中的積極成分，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一、借鑒西方現代市場倫理的必然性
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科學技術和市場經濟高度發達的必然結果，是一種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大趨勢、大潮流。進入21世紀之後，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脫離外部世界而孤立地發展自己的經濟。因此，中國選擇加入WTO完全符合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大趨勢，也符合本國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但問題是，已有的全球化的倫理規範和價值尺度是否正當和合乎全人類性，從而能否獲得在內部支撐起自己的名副其實的全球性品格？我們要建構適合全球化進程的中國現代市場倫理體係，如何對待已有的全球化倫理規範？這些都是我們必須予以研究和解決的重大的理論和現實問題，而目前的學界對此又是見仁見智。
一部分學者認為，既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同屬市場經濟，那麼二者必有某些共性。譬如市場經濟的競爭原則、趨利原則、開放原則、法製原則等，這就要求我們按照市場經濟的一般原則同國際接軌，不要背離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則，並且吸取和借鑒西方國家的經驗教訓，否則將在激烈的競爭中被市場淘汰出局。持這種觀點的學者主張在中國市場倫理體係的構建中，要積極地學習和借鑒那些源於西方的全球化倫理規範。
也有一部分學者持有不同見解。如劉可風教授認為，一是從曆史到現實、從理論到實踐，都不存在倫理中立的全球化，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二是當代經濟全球化，有鮮明而強烈的西方倫理價值取向。並且，西方的倫理觀念主要不是借助於戰爭、侵略、掠奪來滲透，而是以經濟、科技、文化、社會生活為載體，變得更加難以抵禦和抗拒。三是當代經濟全球化，不可能使全球普惠，這已經被富國與窮國、富人與窮人越拉越大的差距所證明。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在構建中國現代市場倫理體係中更傾向於立足中國實際，發掘自身的倫理資源，培育自身的倫理規範。
還有一些學者認為，全球化是一種必然趨勢，全球化必然會影響到我國的經濟倫理。為了應對全球化對我國經濟倫理的挑戰，必須采取積極的措施，重視和培養經濟德性。具體說來，要從政府職能道德化、培養道德資產、樹立企業形象、培養人的品性、加強法製建設等方麵入手。
對於上述爭論，筆者認為，應當從經濟全球化的本質、特點、運行過程、方式等多角度進行深入的探討，並結合中國的國情和世界政治、經濟的現狀和走勢，才有可能得出科學的答案，而這些又是需要我國經濟倫理學界繼續深入探討的問題。
但是無論如何，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經濟全球化是一種必然趨勢，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經濟倫理的影響也是必然的；經濟全球化在本質上又是資本主義全球化，西方發達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倫理對我國經濟倫理的影響也是必然的。在這種情況下，研究和借鑒西方國家經濟倫理思想中適用於全球化的成分，對於構建中國現代市場倫理體係來說，是具有曆史必然性的。當然，現代西方社會也麵臨著一係列的倫理困境，對於西方經濟倫理絕不可兼收並蓄。因此，研究中西方經濟倫理思想的異同，探討借鑒西方經濟倫理的內容、途徑和機製，就顯得十分重要和必要。
@@@二、中西方經濟倫理的異同
中國經濟倫理和西方經濟倫理的共同點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從中國傳統經濟倫理來看，盡管和西方經濟倫理的時代背景、社會性質不同，內容、發展也各異，卻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經濟發展都要與一定的道德倫理相結合；從中國現代市場倫理來看，同西方經濟倫理在具體內容上有不少相似之處，特別是那些升華為國際經濟倫理的道德成分。
但是，中西方經濟觀念的基點是有差別的，這就決定了中西方在經濟倫理上的差異。
1.內陸農耕經濟與海洋商貿經濟
以內陸農耕為主要經濟形態的中國，有著“大一統”集權政體悠久統治的曆史，這種政治經濟結構形成了整體本位的民族傳統意識，以集權主義、整體主義、平均主義為特征。經濟問題主要是國家財政，富國富民，重在分配，卻“諱言財利”。農耕民族往往將收獲物以及財富和利益等，視為一個在不同利益集團間分配的“常數”，其核心是“此盈必彼虛”，國富必民貧，你利必我弊，如此等等。這樣的思維邏輯，其消極方麵蘊積為傳統中的“內耗”、“窩裏鬥”等“劣根性”的一麵。直到今天，“常數觀念”都潛移默化地支配著人們的經濟行為。人的作為與追求主要是“把餅分均”。從曆史上農民的“均貧富”要求，到統治者的“均分”理念，以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民族經濟意識或潛意識，要求的主要是“結果均等”，形成人們慣於吃“大鍋飯”、不習慣競爭的傳統心理，釀就出泯滅個性的“樹大招風”、“棒打出頭鳥”、“削高就低，優化淘汰”等習慣意識。如三國魏人李康的《運命論》所謂“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盡管這些並不是民族文化傳統的主要方麵。
西方則多海洋商貿經濟，政治上各國分立；《羅馬法》保護私產，“文藝複興”倡導人本主義，個人自由、人格崇高的理念，形成個體本位和自由民主的精神；經濟上則以個人財富家計管理為基礎，因而重在財富的來源即生產和交換過程，要求“機會均等”。經濟理念以個人私利的追求促進公益的發展，“利己即利社會”，人們視財富、利益等為可通過努力創造和爭取的“變量”，關鍵是“把餅做大”，從而孕育了開拓、冒險、競爭、“你行我要比你更行”、“有錢光榮”等民族意識。於是有新航路的開拓、美洲的發現等等，同時也積澱了武力征服、強權掠奪、弱肉強食的野蠻與侵略性的一麵。
2.自由平等思想與自我心性修煉
西方文化崇尚基督教精神，基督教教義闡明的平等學說影響思想意識和經濟倫理；以“原罪意識”的宗教精神為核心，延及“世俗禁欲主義”，宗教改革形成的新教主張禁欲、勤儉和積蓄等等，促進了西方社會經濟的發展。從個人敬業的“天職觀念”，到勤勞、節儉的生活準則，無不體現這樣的精神。“文藝複興”將“人”從中世紀“神”的迷霧下解放出來，尊重人性與人的尊嚴，也包括了人的貪欲和獲利的權利。這一方麵驅動了人的創造力，追求財富與幸福的努力，帶來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同時也積存下自私自利、爾虞我詐、道德淪喪的種種可能，必須以強有力的法製與道德來製約，法製傳統與宗教精神成為西方經濟的規範機製。
中國則有著人文或人本主義的文化傳統，但這種“人本”，更多的是指個人的心性修煉、文化素養，而不是自由平等的精神。經濟倫理以淳俗、忠君、養性為特征，起著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無促進經濟形態演進的功能。宗教觀念並非以儒學為普遍主義形態，反倒是對佛教的“三世因果”、“善惡報應”及“輪回”之說的懼戒，以及對道教和各種民間宗教的“規戒”、“災禍”等等的敬服。“節儉”、“勤勉”等也並非僅僅是儒家的主張。“重義輕利”何嚐不是過於“重利”的約束要求或專用來製約百姓而非官家的道德倫理？“重本抑末”又有哪朝哪代真正重視農民、抑製商業？重視的不過是政權賴以生存的賦稅兵源，抑製的不外是商人致富後風俗“不淳”或與政府爭奪商業利潤，而以官府專工商之利罷了。即使儒學處於“獨尊”地位的漢武帝時期，所尊者不過儒“術”，所用東郭鹹陽、孔僅、桑弘羊等均係大工商業者以之來“抑末”，所行亦即法家主張的官營禁榷。司馬遷一語破的：“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史記·貨殖列傳》）這就是“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
3.產品經濟與商品經濟
中國有集權幹預經濟的曆史傳統，經濟規律不能正常起作用；人們習慣計劃指令，不習慣市場調節和按經濟規律辦事，這也是產品經濟的特征。產品經濟靠行政命令與習俗約束，商品經濟則要求法製原則與倫理建構。中國商品經濟發展很早，但傳統市場不能實現“製度創新”，也沒有健全行之有效的法製係統和適應市場經濟需要的經濟倫理體係；西方則以市場經濟為近代以來的主要經濟形態，經濟理論多以自由經濟為主旨，即使強調政府調控如凱恩斯主義，也重在政府的經濟職能而非主張用行政手段“統死”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