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儒家倫理能夠融入現代市場倫理
我們認為，盡管馬克斯·韋伯關於新教倫理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論述有其獨特之處和重大影響，但是，他對儒家倫理的理解卻是單向度和實用主義的，沒有真正係統地研究儒家倫理的構成及整體涵蘊，僅僅隻是憑東方社會的近代落後就斷言儒家倫理阻礙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結論未免草率。他對儒家倫理的詮釋大多出於與新教倫理比較的需要，帶有一葉障目的片麵性，故而遭到了以後許多思想家的批評。
毋庸置疑，儒家倫理作為中華倫理的主體構成，是一個熔鑄著無數代人思維和實踐成果的複合型立體倫理，在長期的曆史發展中積澱起了既穩定堅固又靈活變通，既自成一家又博采眾家之長的個性特質，形成了和而不同、群而不黨的獨特風格，反映著中華民族舊邦新命的曆史傳統及剛柔相濟的處世態度。儒家倫理作為中華民族倫理精神的象征，包含著多層次、多向度和多方麵的內容，涉及中國人立身行世、律己待人、治生理財、讀書求學、經商從政等領域，可從經濟、政治、文化或個人、家庭、國家、社會乃至微觀、中觀、宏觀等多角度予以考察、品評、分析。儒家倫理這種不斷生成和發展的自我超越和升華特征，使其能夠融入現代市場倫理之中。基於此種認識來分析和評價馬克斯·韋伯關於儒家倫理的觀點，我們完全可以從儒家倫理中發掘出與馬克斯·韋伯根本不同的思想，找到儒家倫理能夠轉換為現代市場倫理的有機組成部分的因由。
第一，儒家倫理中的超越性觀念可以成為維護市場秩序的倫理內涵。儒家倫理並非沒有超越性的觀念，它以敬天重道的價值目標實現著對社會現實的批判性改造和合理化重建，從而表現為“即世間而超世間”的理性品格。儒家倫理不像道家倫理那樣主張消極出世、逃避現實去自善其身，也不像法家倫理那樣總是處處維護帝王及統治階級的既得利益和統治地位，而是比道家倫理更積極入世，重視人們的世俗生活，比法家倫理更為超脫，總是從具有一定超越性的價值理性出發去改造世界，批判社會現實。儒家倫理雖然提出了一整套維係尊卑貴賤等級秩序的道德規範，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其出發點是為實現一種天下有道的和諧秩序，而不僅僅是為現在的政治統治進行辯護或維護某一君主帝王的個人統治。儒家倫理雖然主張儒者應該輔佐國君治理天下，但絕不讚成做國君的馴服工具或順民，它把“道”置於“勢”之上，倡導“從道不從君”，“威武不能屈”，認為人們理應依循仁義之道而不是屈從帝王之勢。儒家倫理實際上把國君帝王隻不過看做是實現天下有道的工具而已。從這個意義上來看，韋伯把儒家倫理僅僅視為對現實世界的適應，那是十分褊狹的。儒家的超越性是能夠融入現代市場體係之中的。
第二，儒家的見利思義論與新教倫理的正當謀利觀念是一致的，因而是能夠促進市場經濟的。儒家倫理並非沒有合理謀利的意識和觀念，它借助自己的義利之辨所得出的恰恰是“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見利思義論，正當的利潤追求被道德認可並轉化為一種社會心理，這與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正當謀利觀念是相一致的。儒家倫理並不是一種為貧窮辯護的道德理論，它肯定富與貴是人之所希望的和貧與賤是人之所厭惡的，主張“足食足兵”，遂民之欲，足民之求，興民之利，去民之害，洋溢著對庶民物質利益的關心與人道精神。儒家倫理所反對的隻是那種見利忘義，“不以其道得之”的不正當的個人利益，但對那種“以其道得之”和“義然後取”的個人利益則是從道義上予以讚許和肯定的。尤為可貴的是，儒家倫理以富民利民為道義的實際內容，認為道義就是要使人民過上豐衣足食的物質生活，“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使其“養生送死無憾”。在儒家倫理看來，“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即是“義”，義就是要與眾同利、為民興利，最高的義即是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就此而論，儒家倫理不僅不反對人們的正當謀利和合理的世俗生活，而且充滿著對去貧求富欲望的道德認可，向往一種富而好德的價值風尚。因此，與馬克斯·韋伯的看法相反，儒家的義利觀是完全有可能推動市場經濟的發展並為其提供價值效能的。
第三，儒家的責任倫理與新教的天職觀念具有相通之處，能夠推動經濟社會的發展。儒家倫理並非沒有責任倫理的觀念，它以“仁”為己任，正如後世儒家張載所說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倡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推崇博施於民而能濟眾的聖賢德業，要求把正心誠意、格物致知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有機地結合起來，由內聖進至外王，實現明明德與新民的統一，轉化現實社會以達到理想狀態，突顯出一種社會責任感和道德使命感，這與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天職觀念也有相貫通的地方。儒家倫理不僅是一種信念倫理，而且也是一種責任倫理，它從為仁由己的信念出發，強調個人對家族、國家和社會的責任和義務。認為大丈夫理當率天載義，革新鼎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普通百姓亦應該勇於擔當自己的責任，“位卑未敢忘憂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儒家倫理所強調的仁義禮智信或忠孝節義都含有責任倫理的因素，強化著人們的應當與其道德上的義務意識。同時，儒家倫理還從在家做孝子的道德要求出發，鼓勵人們出門做忠臣，以誠實信用待人接物，發展起敬業樂群的職業倫理和社會公德觀念，並為社會的移風易俗、敦風化俗做貢獻。從這個意義上講，儒家倫理無疑具有轉化現實社會關係和經濟關係的功用，具有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效能。它能否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就不言而喻了。
第四，儒家倫理的和諧、合群性能夠轉化為市場交往的有序和企業凝聚力的形成，是適應市場經濟需要的。儒家倫理因其執著於人際關係的和諧、人與社會集體關係的和諧，突顯著人的利益關係的共同性和相關性，使個人利益同一定的集體利益或團體利益密不可分，強化著個人利益的集團或集體歸屬，這就為形成一種集團或集體的經濟合力提供了價值上的先導和道義支撐。團體主義或集體主義的道德取向，能夠將個人的經濟力整合為社團化或集團化的綜合經濟實力，同時也通過凝聚眾人的聰明才智和意誌力量為經濟秩序的合理化形成開辟了道路。經濟秩序的合理化形成必將推動經濟實力的增長，使人們的經濟行為和經濟活動有章可循，這就為集團經濟的持續發展做了動因上的保證。
第五，儒家倫理的開放性決定了它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而不斷優化自身。儒家倫理並不是一種自我封閉的觀念體係，它具有一種開放和自我更新的機能，能夠隨著社會生活的變遷和經濟的發展調整充實自我，在東方各國學習西方的曆史進程中不斷地吐故納新、揚長避短，進而實現了自身質的飛躍和現代轉型。反對儒家倫理的人隻看到了它為封建主義和小農經濟服務的一麵，或將其與封建道德相提並論，而沒有看到它的一些內蘊具有跨社會形態的相對恒定性和為非封建主義、非小農經濟服務的效能。實際上，儒家倫理既可以與封建主義和小農經濟結合，也可以經由批判性的改造從封建主義和小農經濟的結合中遊離出來，為新經濟形態服務。儒家倫理並不等同於封建道德。在漫長的曆史變遷和倫理進化中，它與其說外化成了社會的道德製度體係，倒不如說內化成了人們的道德觀念體係，成為東方倫理文明和倫理精神的一種化身。
綜上所述，可見儒家倫理並非如韋伯所說的隻會阻礙資本主義經濟或現代化的發展，儒家倫理作為極富彈性和張力的結構體係，具有其獨特的更新、超越和調整自身的機理，因此得到那些追求和向往合理性、誌在推動社會全麵進步的人們的認同，成為他們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動力。也就是說，儒家倫理是能夠轉換為現代市場倫理的，是能夠促進市場經濟發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