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倫理能否轉換為現代市場倫理，能否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不隻是一種理論分析，已經為20世紀以來東亞經濟騰飛的實踐所證實。20世紀下半葉，東亞經濟奇跡般地崛起，而儒家倫理被公認為是東亞經濟騰飛的倫理動因。東亞工業文明的崛起及其所創造的經濟奇跡，儒家倫理的現代振興及其所孕育的發展前景，在互為依傍的特定時空出現，必定會很自然地強化二者的關係，促使人們將其聯係起來做一體化思考，因而對儒家倫理與東亞經濟發展的關係的探索，就成為20世紀70年代以來最有影響也最富現代意義的重大課題。事實上，東亞工業文明的崛起必定有其內在的倫理動因，也離不開為它所特有的道德文化傳統的引導與支持。儒家倫理的現代發展必定有其外在的經濟條件，也離不開一定的社會經濟現象的催生與化育。自美國學者楊青昆、狄百瑞、墨茲格於20世紀六七十年代挑戰韋伯學說，提出重新估價儒家倫理的觀點以來，世界各國包括東亞地區的人們紛紛依據東亞經濟發展的事實，重新解讀韋伯學說，全麵反思儒家倫理，大大推動了儒家倫理與東亞經濟發展關係的研究。這種研究在昭示著一定的倫理文化發展趨勢的同時也日趨成為一種走向新世紀的倫理文化資源，以至可以說必將影響到21世紀人類倫理學的架構和道德重建。
@@@一、儒家倫理何以促進東亞經濟的發展
為什麼說儒家倫理推動了東亞經濟的發展？儒家倫理與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的關係究竟怎樣？目前學界是見仁見智。但從宏觀總體上考察，對於儒家倫理與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的關係可從多角度予以觀照與把握，二者在本質上應是一種複合互動式的動態立體關係，包容著曆史的積澱、現實的選擇與未來的走向等諸多方麵的內容。具體來講原因有三：
第一，經濟發展離不開倫理動因，儒家倫理構成了東亞地區的倫理文化傳統和道德精神。從倫理文化傳統和德性觀念認同上講，東亞地區本質上屬於中華倫理文化圈，儒家倫理作為中華倫理文化主體，構成東亞地區人們的倫理文化傳統和道德精神。儒家倫理文化圈的形成既同中華倫理文化在近代以前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及風化德被的浸潤輻射相關，也同周邊國家和地區對其高度的價值認同和深刻的德性自覺密切相關，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儒家倫理文化向四周伸延輻射和四周接受消化相結合的產物。由於唐宋以前朝鮮半島和日本國並未形成自己富於傳統特色的本土文化，也由於對儒家倫理所產生的敦風化俗、修齊治平功效的特別推崇與認同，使得朝鮮和日本在學習和引入儒家倫理時基本上采取了一種創源論的觀點，被學習和引入的儒家倫理成為自己民族和國家得以生存、發展的基礎，同時也成為自己民族和國家的倫理文化之源。特別是經由某些卓有影響的統治者的倡導與傳播，在朝鮮是李成桂當政的李朝把儒教定為國教，在日本是聖德太子製定的《十七條憲法》，明確地把儒家倫理作為治國的指導思想，使儒家倫理在朝鮮半島和日本深入人心，獲得了一種倫理文化傳統和文化價值之源的特殊地位。作為東亞地區倫理文化共同之源的儒家倫理澆灌並滋潤著東亞人民的心田，介入、滲透並作用於他們的生命、生產和生活，成為他們安身立命的精神依托、治生理財的價值支撐。在東亞各國看來，儒家倫理是他們的生命之根、立身之本、價值之源和發展之泉，認同儒家倫理實質是在認同自己的生命。因而把這種構成文化傳統和民族精神的儒家倫理，看做是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的潛因和始因，誠如杜維明所說：“它塑造了東亞的心靈”，“對東亞偉大文明的興起作出了貢獻。”
第二，傳統倫理精華和現代經濟發展成功結合。從東亞經濟現代化的倫理要求和儒家倫理現代化的經濟要求來看，東亞地區走的本質上是一條將經濟現代化與倫理現代化結合起來的路子，含有重視儒家倫理的基本精神和重視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雙重因素，此即論語加算盤、士魂商才或兩個文明一起抓、義利並重的模式。東亞地區的人們在近現代東西文明激蕩衝突的歲月裏，既立足於儒家倫理對經濟現代化做一理性的省思與選擇，又立足於現代化來對儒家倫理做一科學的批判與超越，促使儒家倫理現代化和東亞經濟現代化的和諧發展。麵對著東西文明的交鋒及世界經濟的多極化發展，他們一方麵認真學習西方文明和先進經驗以謀求經濟的快速發展，另一方麵又用儒家倫理為武器來抵禦西方人為物化的極端功利主義弊端，充溢著既要學西方又要超西方的價值關懷。與此同時，對儒家倫理也展開了理性主義的省思與揚棄，注重擺脫政治化儒學或封建時代官方儒學的消極影響，挖掘世俗儒家的合理因素，立足於儒家倫理趨時更新、圓融變通的精神傳統而對儒家倫理內容做一有機的整合或重組，肯定儒家倫理在經商謀利、指導和協調經濟活動方麵的積極作用，並以儒家倫理的基本原則指導其富國強民的經濟活動。
被譽為日本近代工業化之父的澀澤榮一（1840－1930）所倡導的“論語加算盤”的主張，實質上就是用儒家倫理來指導經濟和商務活動。澀澤本人在多年的經濟活動中注重從儒家倫理中尋找精神裝備和理論指導，他酷愛《論語》一書，著有《論語與算盤》，並親自講授《論語》。他所謂的論語加算盤實質是功利與道義並重、倫理與經濟合一，即用合乎道義的方式來發展經濟，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講究和遵循道德。他還提出了士魂商才的理論。所謂“士魂”，指的是人們經商必須具備的倫理道德精神，即孔子所說的“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倫理意識或經濟倫理；所謂“商才”，即人們經商致富、治生理財所需要的具體才能。在澀澤榮一看來，士魂的鍛鑄必須以儒家倫理為本，具體說即是以《論語》中的道德原則和倫理精神為本，包括仁義禮智、忠恕寬惠、中庸誠信的道德規範，以仁為己任的責任意識與死而後已的獻身精神，誌道據德的價值追求或“朝聞道，夕死可矣”的人生理念，還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事業執著等等。商才的訓練除了熟知現代商業技巧，通曉現代管理經驗外，也可以從《論語》中去學習“富民”、“富國”、“利己利人”的基本原則和思想方法。既然商才不能背離道德而存在，“則論道德之《論語》，自當為培養商才之所依。”澀澤榮一論語加算盤、士魂商才的理論深刻地揭示了經濟發展離不開儒家道德，儒家道德亦應與經商致富相結合的內在必要性和可能性，成為東亞地區人們的共識或基本理念，為尋找一條東亞式的現代化發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自澀澤之後，儒家倫理一直被許多日本國民視為實現經濟起飛的重要精神武器，他們自覺地以儒家倫理精神為指導，將儒家倫理精神貫徹到自己的經濟活動中去。著名的豐田集團祖孫三代領導人均以儒家倫理指導商務活動，推崇儒家倫理的人和觀念和知仁勇的道德品質。企業家吉田忠雄提出並真誠地貫徹“善的循環”理論，認為“不為別人的利益著想，就不會有自己的繁榮”。鬆下幸之助從儒家人本主義出發，推崇以人為中心的經營理念，提出“人力資本”的學說，要求尊重人的價值和尊嚴，把人看得比利潤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