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香港和台灣地區，相當多的實業界人士也無不主張把儒家倫理和經濟發展結合起來，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創造性地運用儒家倫理，在推崇儒家倫理的同時致力於經濟發展。他們不僅直接閱讀儒家倫理典籍，浸潤於儒家倫理精神的教養之中，信服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希望能以最大效果開發資源，以合理方式分配所得，使最大多數的人民能享受最大的幸福，而且將儒家倫理貫徹於企業管理和商務活動中，成為企業管理即是儒家倫理向管理領域滲透的結晶。所謂中國式管理即是情、理、法相結合，三者並重的管理。管理活動以法為基礎，然後向上升進，攝法歸理，納法於仁，是故管理者注重情感溝通，講究以心換心，把修身律己、取信於人作為管理的良方，管理者注重“修己三要”，號召同仁共同發揮“功夫精神”，把分內工作切實做好。人事升遷，悉依“禪讓作風”，培養“以讓代爭”的風氣，求“以廠為家”，做到“公司全麵照顧，員工全力以赴”，再求“以廠為校”，增進同仁的能力，又為公司效力。
第三，東亞經濟和儒家倫理實現了發展中的互動互促與和諧發展。從東亞經濟和儒家倫理關係的發展態勢上講，儒家倫理構成東亞經濟持續發展與平衡和諧發展的重要基礎，東亞經濟的持續發展亦將為儒家倫理的未來興盛和理想化構建提供有力的依托。東亞經濟與儒家倫理長期以來所形成的特殊關係使得東亞經濟含有儒家倫理的因素，成為一種倫理化的經濟，同時也使得儒家倫理體現出東亞經濟的風格，成為一種經濟化的倫理。二者的關係早已血融於水、難以分割。儒家倫理主張把人我己群聯係起來，利益關係上傾向於兼顧並重與互利，價值趨赴上傾向於整體的人文關切，拓展出融己於群的團體主義精神取向，故而有助於調動人們的生產積極性、工作創造性，使其凝聚為一群體或團體的經濟合力，同時亦有助於擺脫個人主義、利己主義倫理文化所特有的人性冷漠或物欲橫流的弊端。儒家倫理倡導一種人道主義的生活方式並堅持尊重人的人格與價值，把人看得比物質更重要。東亞地區正是在這種以人為中心的儒家倫理指導下，形成了與西方截然不同的經濟發展觀念。
與西方企業推行以物為中心的管理方式不同，東亞地區推行的是以人為中心的管理方式，西方人把企業看做“利益社會”，東亞人則把企業視為“命運共同體”；西方企業把工作外的私人關係當做“不正當的戀愛”而極力阻止，東亞企業則把親密的人際關係看做美妙的婚姻而公開提倡；西方企業隻鼓勵人與人之間的競爭，東亞企業則鼓勵人們之間的友好合作與互相支持；西方企業注重物質刺激，東亞企業則注重情感關心和精神激勵，如此等等，使得東亞經濟帶有濃厚的儒家倫理因素。正是這種倫理經濟推動並保證東亞經濟持續、平衡、和諧的發展，不僅避免了單一經濟的許多弊端，而且阻止其走上反倫理經濟的道路，避免了犧牲道德而發展經濟，最終使經濟崩潰的悲慘性結局。同時，東亞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儒家倫理發展的人文環境，確證著儒家倫理的內在價值和經濟效應，檢測著儒家倫理的理性指數和發展係數，並在促使儒家倫理世俗化、經濟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改造、修整和完善著儒家倫理的內容及其構成，為儒家倫理的未來發展或理想化發展創製出特有的意義預設。從某種意義上說，與其說儒家倫理促進了東亞經濟的發展，倒不如說東亞經濟的發展孕育和催生著儒家倫理的發展。當一種倫理在產生它的地區或國度，與經濟的不景氣或經濟危機長期結伴而行的時候，人們是很難理直氣壯地論證它的合理性的。儒家倫理在當代的複興不僅取決於儒家倫理所具有的當代合理性，更取決於當代東亞經濟的振興及其前景看好的發展勢頭。如果東亞經濟在今後幾十年內能保持目前的發展速度和發展勢頭，那對儒家倫理的烘托就不僅僅隻是一種意義的昭示，更是一種無法辯駁的曆史證明：現代市場倫理體係的構建，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十分需要儒家倫理的現代化。
@@@二、儒家倫理在東亞經濟發展中作用的客觀評價
對於儒家倫理在東亞地區經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對於儒家倫理與東亞地區經濟發展關係的探討和論證，必須依據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在正確的認識論立場和科學的方法論視野中，進行立體的、全麵的、動態的考察，做出客觀的、公正的、恰如其分的評價。既不能重蹈馬克斯·韋伯對儒家倫理全盤否定的覆轍，也必須防止霍爾曼·康因歸功於一的過分肯定的傾向。霍爾曼·康因極為推崇儒家倫理，認為東亞經濟的發展完全取決於儒家倫理的滋潤和支持，儒家倫理比其他倫理更能夠促進經濟的發展。與霍爾曼·康因持同樣觀點的還有我國台灣學者傅佩榮、黃進興等人。傅佩榮在《儒家為現代化提供倫理基礎——回應韋伯對儒家的批評》一文中認為，儒家倫理促成東亞地區經濟現代化，如同新教倫理促成西方現代化一樣。由於東亞地區人民都接受儒家倫理的觀念或教化，所以東亞的經濟現代化本質上是儒家倫理的偉大貢獻。黃進興在《儒家倫理與經濟發展》一文中指出：儒家倫理在今日的際遇有可能發生像新教倫理在17世紀般曲折的故事。救贖是新教倫理的終極關懷，相對的成德是儒家倫理的要義所在，二者皆可能無意中提供了經濟活動的精神驅力而促進經濟發展。
客觀地講，促進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的因素是多方麵的，儒家倫理隻是其中的一個因素。東亞地區運用儒家倫理來發展自己的經濟，經曆了一個漫長的合理化理解和辯證性創造過程，它同近現代東西文化衝突交流以及世界範圍內的經濟技術競爭等曆史背景密切相關，並熔鑄著東亞地區人民破除西方中心論，走自己經濟文化發展之路的合理性選擇的成果，因此是一種使儒家倫理現代化和經濟現代化同步進行的偉大創造，有著自己特定的價值內涵和實現路徑。
首先，東亞地區所用以指導和規約自己發展經濟的儒家倫理，本質上是一種在近現代東西文化衝突和融合的曆史情境下的合理化選擇，是一種反映著既要抵抗西方國家的侵略壓迫又要學習西方以謀求自身的獨立富強等曆史課題內涵的儒家倫理，因而是一種同科學、民主聯係在一起，以應對挑戰的新的儒家倫理。這種儒家倫理所側重的不再是那種同封建等級製度和專製主義相聯係的綱常名教或尊卑貴賤，而是經過篩選的同現代化建設密切相關的道德精神和倫理觀念，即義利並舉的價值方針，以人為中心的價值觀念，仁者愛人的道德情感，以和為貴的倫理取向，禮尚往來的交往原則，誠實守信的為人之道等等。這種新的現代化的儒家倫理同政治化的儒學有著本質的區別。“政治化的儒學就是國家權力高於社會，政治高於經濟，官僚政治高於個人的創造，這種形式的儒學，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必須加以徹底批判，才能釋放一個國家的活力。”政治化的儒學使儒學成了政治統治的工具，變成了統治階級控製人們的精神生活，扼殺個性及其創造性的手段，因此必須徹底批判這種政治化的儒學。而現代化的儒家倫理所倡導的是一種人道主義的生活方式並堅持尊重人的人格與價值，把人看得比物質、利潤更重要。這種儒家倫理的提倡與宣揚形成了東亞社會嶄新的職業倫理和工作道德，進而以其特有的方式推動和促進著東亞地區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