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東亞地區一些企業家所提出的“論語加算盤”說和“土魂商才”說，本質上體現著向曆史紮根和向未來探索的雙向價值開掘，其中既有立足於現代工業文明和經濟建設基點上對儒家傳統倫理的批判性審視，也有結合工業文明趨勢改造儒家倫理並使其現代化的建設性弘揚。經過將儒家倫理與現代工業文明合理嫁接與價值整合，從而既為儒家倫理從古代農業社會的治國之道轉變為工業社會的倫理精神奠定了基礎，實現了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從傳統主義向現代主義的倫理轉型，又為經濟建設和工業文明引入了一種源遠流長的精神動能，使其獲得了國民心理和行為風範相一致的倫理特質。從某種意義上說，東亞人民所重視的儒家倫理是經過自己理性選擇和現代理解的儒家倫理，熔鑄著自己的倫理智慧和道德理念。這種儒家倫理與傳統儒家倫理有一定聯係，但也有一些本質性的差異。這種整合與變異表現在：將傳統儒家倫理家庭內尊長親幼的孝悌擴展為社會成員在社會組織中的忠信，將對家庭的依戀歸屬提升為對企業或社會共同體的依戀歸屬，東亞地區獨特的企業精神就是忠誠意識和視企業利益至高無上，將傳統儒家“禮之用，和為貴”擴展為企業或組織內部關係的和諧，並使同舟共濟、和諧一致成為企業的基本原則。在日本、新加坡的企業中，員工的生辰吉日及其家庭成員的生老病死，都受到企業的關懷和幫助。與此同時，傳統儒家所推崇的禮製被淡化，等級觀念的影響日益縮小，平等、競爭、協調的關係被引進企業內部和企業之間，重禮的表現不在於尊尊卑卑的貴賤有等，而在於交往中的禮尚往來和現代禮儀，或者說在東亞經濟中傳統儒家的尊卑禮製已經演變為自由平等互敬互愛的現代禮儀；傳統儒家特別是宋明理學所主張的重義輕利、貴義賤利被弱化、淡化，代之以義利合一、義利並重。“東亞經濟社會中不主張見利忘義，同時也不主張舍利而取義，而是主張義利合一，企業成員對共同謀生體的企業忠誠和諧與利益財富是協調一致的。企業並不倡導克己複禮清心寡欲，而是重視企業成員物質享受的基本權利，並且企業采取激勵員工努力工作而獲取更多利益的機製，認為對企業和企業中的成員，高產致富乃為善之道。”儒家倫理文化經由東亞人民的現代闡釋與選擇，釋去了舊倫理文化的束縛和空泛的說教，致用於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其自身也在整合變異中發生了質的飛躍，實現了現代化。
第三，東亞地區堅執地弘揚和光大儒家倫理並致力於將儒家倫理與發展經濟結合起來，其中，一個較為直接的外部因素即。是進入20世紀以來基督教文化圈經濟的相對衰微以及個人本位主義和利己主義的西方倫理價值觀日益暴露出的負麵效應。20世紀所爆發的兩次世界大戰充分地暴露出西方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倫理文化的弊端，同時也使西方人自己蒙受了巨大的損失，產生了深刻的精神危機。在感歎西方倫理文化走到盡頭的同時，一些力圖挽救西方社會精神和經濟危機的思想家和工商界企業家競相把目標投向東方，並認為隻有儒家倫理才能解救西方倫理文化的危機，使西方經濟走上一條可持續發展和合理發展的道路。這種特殊的倫理文化態勢和走向，強有力地反饋到東亞地區並給這一地區以深刻的影響，促使這一地區的人們更為自覺地投入將儒家倫理與經濟建設結合起來的實踐。他們決意以西方社會現代化所導致的道德與經濟背反的後果為前車之鑒，力圖避免西方現代化產生的種種弊端，尋求一種既有活力又有秩序、既有效率又有公平的經濟現代化的路子。既然西方近現代以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為核心的倫理文化發展到當代不能有效地促進國民經濟高速和持續的發展，既然西方人也寄希望於儒家倫理文化的引進和輸入，那我們作為儒家倫理文化圈的國家和地區，為什麼不能更好地繼承、弘揚和光大儒家倫理文化呢？麵對著20世紀以來西方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倫理價值觀的消極影響，東亞地區的許多有識之士和企業家均意識到了宣揚和倡導儒家倫理的極端重要性，於是他們自覺地掀起了儒家倫理教育和有意識地推動儒家倫理的活動。這種對儒家倫理的宣傳、教育和推進活動，本質上屬於現代化或後現代化道德建設的重要內容。無疑地，它對於凝聚這一地區人民的精神，形成一種集團或集體的優勢，並由此推動經濟的發展，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綜上所述，東亞地區經濟崛起的倫理動因主要表現為儒家倫理的合理性闡釋與創造以及與之相關的儒家倫理現代化，亦即是一種經過自覺選擇甄別並賦予現代新意的儒家倫理。這種儒家倫理既是傳統的又是現代的並且還是實踐的，它既從傳統儒家倫理的精華中演繹出來又符合現代工業文明的特點和要求，熔鑄著東亞地區人民道德實踐的成果，因此它是一種在儒家倫理現代化中所形成的現代化的儒家倫理，其本質是同經營管理、企業文化建設和經濟建設相關的職業倫理和社會倫理，反映著儒家待人接物、安身立命的倫理智慧。而儒家倫理又奠基於周秦，形成於周秦，因而構建現代市場倫理體係，首先必須發掘和借鑒周秦儒家倫理中的積極因素，實現其與現代市場經濟的成功嫁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