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少私寡欲的途徑。老子提出“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老子·第19章》）。“寡”的程度是以“實其腹”為限。老子並不主張根絕人的所有欲望，他肯定人的基本的、生理的自然欲望，這是人的生存欲望否定、排斥的是人為的欲望，這是享受性的欲望。“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老子·第64章》）。聖人也是有欲望的，但其欲望在於不欲，即不欲“難得之貨”。違背人性自然的、過多欲念的人為之欲是老子所反對的。有人根據《老子》多處講到“無欲”，甚至說“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老子·第13章》），而認為老子主張禁欲、甚至要消除肉身。這其實是對老子的極大曲解。這裏的“無欲”、“身”應當做超出必要生活之外的“人為之欲”來講。後來莊子也指出：“夫恬淡寂漠，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莊子·刻意篇》）不可否認，隻要是人的消費行為，就不可能是純粹的自然欲望的消費，因為人的一切行為都已被社會化。但是我們依然可以判定哪一種消費是積極的、合乎自然的消費，哪一種消費是不必要的、享樂性的消極消費。“少私寡欲”有助於抑製社會的貪欲之風和個人的自私自利行為，更有利於淨化人的靈魂，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第四，知止知足的應對。“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老子·第46章》），追求無止境的欲望，不可能獲得心境平和。“持而盈之，不如其已”（《老子·第9章》），對於外部財物，最好的辦法是適可而止，“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老子·第44章》）。知止是對貪求行為的節製，知足則是對無限貪求欲心的製止，這是心理上的。如能內心知足，自然不會再勞心傷神地去貪，隻有知足才能徹底製止人為之欲。如果隻有外在的知止，而無內心的知足，則此知止必然是暫時的、被動的而非自願的，是為了避禍才做的，因此，一旦有可能，仍會繼起貪心。隻有內心能知足，才會徹底止欲，不再貪求。故“知足者富”（《老子·第33章》），“知足之足，常足也”（《老子·第46章》），隻有內心知足的人才是天下最富有的人。儒家並不是不追求富貴、不追求享樂，而隻是壓抑自己的情欲，用道德來規範自己的行為。這隻是行為上的知止。而這種“迫性閉欲，以義自防”的結果是：心情鬱悶，“形性屈竭”，還是不能止己之情欲，“故莫能終其天年”。可見，“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淮南子·精神訓》）。止欲、禁樂、畏刑而不敢盜都隻是治標之術，而治本之策則在於改變人們追求享樂的消費價值觀念，使人弗欲，無有盜心，淡化人們對物欲的追求。在這一點上，可以說，老子要比孔子高明得多，也深刻得多。
@@@二、老子尚儉倫理的特點
在中國文化傳統中，“崇儉黜奢”是其消費觀的主流。無論是儒、墨、道哪一家都主張“儉”，隻不過各有其不同的評定標準和目的。儒家的消費倫理以“禮”為評價規範，以維護“禮”的等級製為目的。墨家以“利”為標準，以促進經濟發展為宗旨。而道家則不同，其消費倫理觀是解決人的深層次生存問題，旨在追求一種和諧的、自我滿足的知足狀態，以順乎自然、公平無私、和諧自由為特點，在消費倫理的評價標準、價值指向和價值追求上與儒家、墨家具有不同之處。
1.以“自然”為消費倫理的評價標準
孔子在消費問題上主張“節用而愛人”，“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論語·述而》）。何謂儉、奢呢？孔子是以“禮”來規範消費的。在孔子看來，在衣食住行、婚喪嫁娶、交往、祭祀等活動中，應該嚴格遵守“禮”的規定，並以此來判斷消費行為是否合倫理性。孔子主張貴賤有序，貧富有差，消費有別，其消費理念是以等級製為基礎，以符合還是超過等級所對應的消費水準為衡量標尺。當季氏超越等級，“八佾舞於庭”時，孔子譴責道：“是可忍，孰不可忍。”（《論語·八佾》）當然孔子本人也是根據“禮”的要求，在衣食住行方麵，“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割不正不食”（《論語·鄉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論語·先進》）。這種消費標準是與當時的宗法等級製相適應的。墨子也主張“去其無用之費”，即節用，斷定“節儉則昌，淫佚則亡”（《墨子·節用中》），其消費倫理的關注點在於國富民強，其評價消費活動的標準是“有用”。財富用在“有用”的地方，就符合節用的原則，否則就是奢侈。在衣飾方麵，“冬以禦寒，夏以禦暑”，“適身體，和肌膚……非耳目而觀愚民也”（《墨子·節用中》）。飲食方麵“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耾、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不致遠國珍怪異物”（《墨子·節用中》）。老子的消費倫理在“節儉”這一點上與孔、墨相同，他與後者一樣關注消費的社會現實意義，看到了節儉所帶來的對國對民的益處，可謂有著共同的智慧。但是老子比孔、墨的認識更為根本與豐富。他透過日常現象層麵，從道性根本上來解釋尚儉、質樸的淵源，更關心的是人的生存狀態。其評定消費合乎倫理性的標尺在於，是否有利於生命質量的提高，是否有利於人作為真正人的存在與發展，是否真正循道、體道、行道。他所追求的是一個不需心智造作，不需意誌掙紮，而能符合自然的生活。
2.公平無私的消費價值指向
對於老子哲學，有人以為僅僅是出世哲學，關注的是宇宙本體及其運轉，不關注社會。這有失偏頗。老子闡發“道”的本體及其落實到具體事物的過程，就是為了說明其社會理想和人生目的。這可以從其對消費中公平問題的關注顯現出來。老子生活的春秋時代，戰亂不斷，貧富懸殊。“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老子·第77章》），“天之道，利而不害”（《老子·第81章》），可是現實的人之道，則“損不足以奉有餘”（《老子·第77章》）。現實“人道”世界並不人道，而是有違“道”的要求。在這種狀態下，是不太可能實現老子的“自然”消費境界的。老子極不滿於現實的這種不公平，於是呼籲在有限的、較貧乏的社會財富消費上，能夠破除名分，使所有的人都能根據個人的個性喜好，有同樣的消費狀態。他希望治國者能夠像聖人一樣做到“常無心，以百姓心為心”（《老子·第49章》），無私不爭以達致公平。“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老子·第51章》），這是道性無私的體現。“孔德之容，惟道是從”（《老子·第21章》），因此“人之道，為而不爭”（《老子·第81章》）。“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老子·第81章》），每個人若能減少自己的爭搶之心，消費的公平才有實現的可能。當今科技時代，物質生活的提高不僅不能使人感到滿足，反而使人感到精神空虛、痛苦。擴大到國家，為了滿足物質欲望，往往為爭奪原料、市場，互相侵伐，世界為此而不得安寧。老子主張不論大國或小國、治國者或百姓，對待財富、物質消費都應該保持平常心，“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老子·第22章》）。太多的物質上的刺激隻能削弱和鈍化人的自主性，使人難以達到精神上的滿足。
3.追求消費倫理的個體自由與和諧
老子曰：“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穀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老子·第39章》）此處的“一”是指“道”。“一”是何意？就是和諧、完備、無紛爭。在理想社會生活中“聖人抱一為天下式”（《老子·第22章》），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老子·第39章》），在這樣的社會，個人的消費並不損害他人的合理消費，社會各個階層的正當欲望都得以滿足。但是現實的貪欲與奢望往往使人不能正確對待物我關係、人我關係。老子提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老子·第80章》）。有人以為在小國寡民的社會，不可能有精美飲食、舒適居室、華美服飾等，因而否認老子的理想社會存在的可能性。其實沒必要去深究這一問題。曆史上又有哪位思想家設想的理想國或大同世界得以實現呢？那隻是他們的寄托與引領後人探索的路標。這裏老子講的是一種超脫的狀態。即便是粗茶淡飯，也會有甘之若怡的感覺，“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老子·第26章》），也許用康德的話更能深刻理解老子為何主張“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的寓意：因為當個人存在於人際關係之中時，他原有的自足本性就受到嫉妒、自卑欲和所有欲等結合在一起的敵對的傾向性的襲擊，因此人們會互相促使道德的墮落，互相促使做惡事。也正如盧梭所言：“人之所以能夠獨立，不是由於他的臂力而是由於他的心靈的節製。不論什麼人，隻要他的欲望少，他就可以少依賴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