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墨子為代表的墨家學派，曾經在學派林立的周秦時期占據著顯赫的地位，成為與儒家學派分庭抗禮的“顯學”。誠如周秦時期法家學派代表人物韓非子所評說的：“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韓非子·顯學》）墨家在中華民族曆史上的影響也是極其深遠的，尤其是其經濟倫理思想，對於今天市場經濟的大生產時代的經濟理論仍有重大的啟示作用。認真整理和挖掘、並批判地繼承周秦墨家經濟倫理中的積極成分，加以現代性轉換，對於建構具有民族精神的中國現代市場倫理體係，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墨子，名翟，魯國人，生於春秋戰國之交，是我國古代傑出的思想家。其經濟倫理思想非常豐富，體現為義利合一的功利觀、以農業為基礎的生產觀、以節用為核心的消費觀、尚賢使能的人才觀和誌功統一的道德評價觀。這些思想，都有我們在現代市場倫理體係建構中可資借鑒的積極成分。
@@@一、功利主義價值觀及其啟示
1.墨子義利合一的功利觀
對於“利”，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孔孟都不敢公開言及。孔子曾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裏仁》）孟子也說：“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與儒家相反，墨子則大談“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愛下》），認為仁義必須與人們的實際利益結合起來，他說：“所謂貴良寶者，為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人為政於國家，人民必眾，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為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墨子·耕柱》）“三棘六異”，即三翮六翼，指九鼎，因“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墨子以利人、利民為義，認為義與利是合一的，所以義乃天下之良寶。他還認為，義作為一種道德，必須“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墨子·魯問》），也就是說，講義德必須給人以實際的利益，否則隻是空談。談到兼愛，墨子同樣認為要給人以實際的利益。他說：“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厭，歿世而不倦。”（《墨子·節用中》）“示之以利”就是說，講愛民，必須給人民以實際的利益。所以墨子宣傳其兼愛說時，經常是“愛人”和“利人”並提，“兼相愛”和“交相利”互訓。不僅如此，他認為發明創造某種機械是否有價值，也應該以是否利人為尺度。他說：“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墨子·魯問》）可見，墨子的價值觀是功利主義價值觀。這種功利主義，是把百姓的實際利益置於第一位，不是宣揚個人利己主義。
2.墨子義利合一功利觀的啟示
從墨子的義利觀中，我們可以得到一些重要的啟示。
一是堅持義利統一觀。關於義利孰輕孰重的問題，我們從墨子的思想中可以悟出這樣的道理：那種認為“君子不言利”、“重義輕利”，直至“義而忘利”的道德信條是不可取的，它不利於調動人民群眾從事社會主義經濟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同樣，麵對市場經濟大潮，那些認為“利”就是一切，因而“重利輕義”、乃至“見利忘義”，也是不可取的。我們應當提倡墨子的義利統一觀，保障個人正當利益，鼓勵個人通過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追求自己的個人利益，但不能把個人利益絕對化。正如江澤民同誌所指出的那樣，我們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然要講效益、講贏利，重視個人利益，但要防止拜金主義思想的滋長。
二是要正確處理利人和自利的關係。個人利益和他人利益、自身利益與國家和集體利益，是經濟行為主體在經濟交往活動中經常遇到的問題。如何處理這些矛盾呢？墨子的經濟倫理思想啟示我們：在經濟活動中應當堅持利人的原則，從利人中自利。堅持利人，就是要把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自覺把個人利益同國家、集體利益結合起來。當三者利益關係發生矛盾的時候，首先要服從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在經濟活動中不謀非義之財，不求非義之富，堅決反對經濟活動中侵吞國家、集體財產和侵犯他人利益的損人利己的行為。
@@@二、以農業為基礎的生產觀及其啟示
1.墨子重視農業生產的基本觀點
第一，墨子高度重視生產，他最先認識到勞動是人的本質。墨子說：“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墨子·七患》）也就是說，人類社會依靠物質生產才有物質生活，如果不進行物質生產就不能生存下去。墨子說：“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飽食，便無寧憂”（《墨子·天誌中》），因此提倡勞動致富論。對儒家鄙薄生產勞動的言行，墨子批判他們是“倍（背）本棄事而安怠傲，貪於飲食，惰於作務”，因而“陷於饑寒，危於凍餒”（《墨子·非儒下》），說他們好吃懶做，因而隻能陷於饑寒交迫。這種批評，從反麵強調了勞動生產是致富的根本。
第二，墨子非常重視農業生產在國計民生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說：“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墨子·七患》）又說，五穀麻絲“為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嚐不有此也”（《墨子·天誌中》）。既然五穀絲麻是人民衣食之源，國家亦賴以奉養，因此統治者必須特別注重農事，把農業生產放在首要地位。如果“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紝，則……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墨子·非命下》）。
第三，墨子還把農業看做關係國計民生、治亂安危的根本。他認識到，如果農業收成好，人民豐衣足食，社會就會安定，封建統治就能穩固，而“農事緩則貧，貧且亂政之本”（《墨子·非儒下》）。因此，農業是關係到國計民生、治亂安危的大事，切不可等閑視之。要發展農業，首先，必須大量開墾荒地，他說：“田不辟，少食”；又說：“安國之道，道（從）任地始。地得其任，則功成；地不得其任，則勞而無功。”（《墨子·號令》）土地能不能得到合理使用，能不能充分發揮效力，是農業生產能否發展的關鍵。其次，必須保證農民有充足的時間從事勞動，如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紝，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墨子·非攻下》）。墨子認為戰爭對農業生產的影響最大，“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獲斂”（《墨子·非攻中》），必須堅決反對和製止戰爭。再次，必須增加農業勞動力，墨子分析了當時人口稀少的原因：一是“男女失時，故民少”（《墨子·辭過》），即社會上普遍存在著男女到了生育年齡不能成家的現象；二是戰爭和統治者過重的剝削，他說：“今天下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籍斂厚；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惟毋興師，以攻伐鄰國……攻城野戰死者不可勝數，此不令為政者，所以寡人之道。”（《墨子·節用上》）為此，他主張“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即男子二十當娶，女子十五當嫁。墨子同時譴責“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墨子·辭過》），必須反對諸侯大夫們蓄養妾媵的荒淫，做到“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眾”（《墨子·辭過》）。
第四，墨子還進一步指出不得休息是勞動人民產生疾苦的原因，“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墨子·公孟》）。因而將休息的重要意義提高到關係國家存亡和人民健康的高度。
2.墨子以農業為基礎的生產觀的啟示
墨子的上述思想，在進行現代化建設的今天，十分值得我們從多方麵深思和借鑒。其一，發展是硬道理。墨子強調：“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墨子·非樂上》）這就是說，生產不發展，必然有民患國憂。隻有發展了，才能解決其他問題，“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近代百餘年的血的教訓告誡我們，落後必然挨打，隻有自身發展了，綜合國力提高了，才有話語權，自決權，才能獨立自主不受製於人。其二，重視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三農”問題關係中國經濟發展的全局，“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國人民的小康，沒有農村的現代化就沒有國家的現代化”，同時也事關國家的長治久安，因此，必須落實國家政策，運用現代科技，發展農業生產。
農民、農村和農業問題合稱三農問題，當前有人把三農問題概括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從墨子的上述分析來理解，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其實，三農問題不是三個問題，三農問題歸結起來是一個問題，可以用一個字來概括，那就是“窮”。鄧小平同誌於1988年5月25日在《思想更解放一些，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一文中指出：“堅持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就要肯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逐步擺脫貧窮，使國家富強起來，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沒有貧窮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特點不是窮，而是富，但這種富是人民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