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以來，雖然我國社會主義農業發展取得了不小的成績，但在實踐中也有過過失和存在發展觀上的諸多問題，主要表現如下：在經濟體製和所有製形式上，錯誤地堅持計劃經濟和“一大二公”的體製模式，嚴重製約了社會主義農業生產力發展，窒息了廣大農村幹部群眾的社會主義勞動積極性和創造熱情；在城鄉關係、產業關係上，違背城鄉統籌發展的科學規律，錯誤地推行城鄉分治、重工輕農的“二元結構”發展政策，嚴重製約了農村工業化、城鎮化發展和農業產業化進程；在社會主義積累與消費、生產與生活的關係上，違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重積累，輕消費，導致農民福利的過度轉移和喪失，影響了農民的社會主義信心和社會主義勞動熱情；在領導體製和幹部隊伍建設上，一定程度違背“四化”和“四個尊重”方針，重人治，輕法治，重資曆，輕知識和能力，嚴重影響了社會主義農業法製化和幹部隊伍“四化”進程；在人和自然的關係上，違背係統發展和生態規律，過分強調人的主觀能動作用，給農業可持續發展遺留下難以甚至不可修複的生態後果；在發展政策和措施上，違背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運動規律，無視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的發展演化，不切實際地誇大生產關係變革和上層建築的反作用，而對生產力本身的發展規律認識不夠，進而導致重傳統技術、輕現代農業科技和農業、農民教育的嚴重後果；在農村婦女和弱勢群體的權益保護方麵，違背人的全麵發展規律，對農村婦女和弱勢群體權益保護的法製化建設重視不夠，使他們過多地背負舊的傳統倫理和日常生活的壓力和痛苦，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農業可持續發展；在農村經濟體製與政治體製改革的關係方麵，比較普遍地缺乏製度結構和製度成本的概念，對政治體製的重視程度和改革力度不夠，致使政治體製改革長期滯後，影響了經濟體製改革的效果和改革的深化。
從墨子的上述思想來看，三農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政治問題，必須從國家興衰、民族存亡的高度來認識和對待三農問題。在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農業和農村政策的重點應圍繞管理創新、技術創新、組織創新和製度創新，以提高幹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水平為重點，努力改善農業、農民、農村工作方式和方法，不斷提高黨和政府對農業、農民和農村工作的理性認識程度、領導能力、管理水平和工作成效。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方針，堅持科學發展觀，采取切實有力的措施解決三農問題。
@@@三、以節用為核心的消費觀及其啟示
1.墨子以節用為核心的消費觀
節用論是墨子消費倫理思想的核心。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墨子首次把經濟領域的消費觀念與倫理道德結合起來，提出節儉是人類美德的理論。墨子從尊重勞動人民的生產成果，維護老百姓經濟利益出發，針對過度耗費社會物質財富的貴族生活方式，提出節用理論，把節約儉樸還是浪費揮霍視為有無美德的分水嶺。他指出“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墨子·辭過》），告誡統治者有無節儉的美德，是關係國家貧富興亡的大事，說：“儉節則昌，淫佚則亡。”（同上）要緩和階級矛盾，成就霸業就得減少消費、提倡節用。墨子提出統治者必須節用五項東西：“當為宮室，不可不節”；“當為衣服，不可不節”；“當為飲食，不可不節”；“當為舟車，不可不節”；“當為蓄私，不可不節。”（同上）墨子警告說：“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雖欲無亂，不可得也。”（同上）相反，如果統治者對自己的欲望有所節製，對人民的剝削有所減輕，就能達到“民富國治”的目的，並且“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同上）。為防止人民因凍餒而犯上作亂，墨子強調統治者在荒年更應該減少開支，“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饋，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故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大夫徹縣，士不入學，君朝之衣不革製，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衣而不盛”（《墨子·七患》）。荒年凶歲，統治者采取節用的措施，固然是防亂的辦法，但這隻是一個方麵，更重要的則是生財，他說：“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倉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同上），故“令民家有三年蓄蔬食，以備湛旱”（《墨子·雜守》），這是防止“民見凶饑則亡”（《墨子·七患》）的最好辦法。墨子從節用的觀點出發，反對厚葬，他批評王公大人“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丘隴必巨”（《墨子·節葬下》）的做法，指出，厚葬久喪，“糜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墨子·節葬下》），這樣財物就要大大地浪費，他強調應根據“古聖王”的“葬埋之法”，“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無通臭，壟（墳）若參（三）耕之畝（壟），則止矣”（《墨子·節葬下》）。
2.墨子消費倫理觀的啟示
了解墨子消費倫理思想的本質精神，可以增強人們珍惜社會勞動成果，反對暴殄天物的自覺性，樹立節儉為榮、浪費可恥的經濟道德觀念，克服在個人生活消費方麵盲目攀比、超前消費的心理，堅持量入為出、適度消費的原則，樹立勤儉持家的節用風氣。
古往今來，許多思想家都看到人的欲望與需求有著因外界刺激而惡性膨脹的可能，由此肯定了節儉的意義。奢侈之風曆來都是倫理拒斥的對象，然而它卻又是最易出現的消費現象。現代科技的進步，生產力的迅速發展，帶來了商業的繁榮，琳琅滿目的商品刺激了人的購買欲望，隨之而來的是奢侈之風的興起。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首先，縱欲主義和享樂主義思潮的出現。這種思潮把人的消費僅僅看做追求感官的快樂，最大限度地滿足物質生活的享樂。有些人為了滿足可憐的虛榮心和實現對物質的占有欲，維持體麵消費，就必須不斷對消費品進行更新。而當自己沒有能力支付時，常常要借債，甚至不惜貪汙、詐騙、盜竊、謀殺。同時，利用公款吃喝現象在當今已蔚然成風。一些人抱著“有權不使，過期作廢”的思想，利用手中的權力獲取非法收入，大吃大喝，揮霍人民的錢財，其奢侈程度令人咋舌。針對於此，墨子“儉節則昌，淫佚則亡”這一格言對當代人尤其是奢侈淫佚者仍不失一劑極好的清醒劑。通過節儉可以增強人們珍惜勞動成果，反對暴殄天物的自覺性，促進廉政建設，克服個人生活消費方麵盲目攀比的心理，堅持量入為出的適度消費原則，樹立節儉持家的良好風氣。
其次，奢侈在任何時候都意味著過度的消費，意味著在過度消費過程中對資源的揮霍與浪費。現代社會為滿足人們日益膨脹的消費欲望，必須加大物質資料的生產，而物質資料的生產必然伴隨著對自然界或多或少的破壞。長期以來，人類把自然界視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藏，毫無節製地占有與消耗自然資源，其結果是破壞了自然界的生態平衡，惡化了人類的生存環境。在這種情況下，提倡節儉是很有必要的。節儉是奢侈的克星，通過對人日益膨脹的物質欲望加以適當節製，可以減少對生態環境的破壞，保持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我國人口多，資源相對不足，因此節儉之潮勢在必行。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我們強調節製人的物質需求，是為了使人把對高尚的精神追求放在重要位置。從人自身發展來看，節儉是人自身不斷完善的條件。人為了生存，必須滿足自己的需求，這種需求無非是兩個方麵：一是肉體感官的快樂，二是追求精神的快樂。固然，離開物質條件，人就無法生存，但使人之所以為人的，並不是人對本能性的物質生活的追求，而是對精神生活的追求。時下一些人隻注重眼前的物質享樂，精神生活卻是一片荒漠，人被物化了，成了物質欲望的奴隸。節儉則意味著理性對人的本能欲望的控製，使人重視精神生活的需求，把物質需求與精神需求很好地協調起來。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生活的普遍提高，在傳統含義的基礎上，時代又賦予了節儉觀以新的內涵。消費倫理觀也相應地從傳統以節儉為主流轉向了現代的“儉而有度，合理消費”。當前我們強調堅持節儉美德，但節儉必須適度。這是因為就消費本身來講，它首先與經濟相關，體現著生產的目的，有了生產才能保證消費行為的進行。但另一方麵，消費也為生產提供動力，“消費的需要決定著生產”（馬克思語），物質產品隻有被消化，生產才能得以延續和發展。過去，生產力水平低下，消費對生產的刺激很微弱，因此對消費行為更多的是加以倫理的關注，節儉成為人們消費行為的指導原則。而現在，經濟的發展帶來了物質產品的極大豐富，市場經濟條件下，消費不僅體現生產的目的，也是經濟發展的必需，生產與消費的互動作用日益明顯，消費的必然性也凸顯出來。當前刺激消費，擴大內需已成為我國現實生活中一個緊迫的課題，消費在經濟發展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在這種情況下，若一味地強調節儉，“以自苦為極”，就會抑製消費需求，阻礙經濟的發展。針對於此，我們在弘揚傳統節儉美德的同時，還應倡導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適度消費原則。節儉本身就是對奢侈的否定，而適度又是對節儉的衡量、限製，它是一種“中庸之道”，其標準依據各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水平和個人收入的不同而不同。適度消費又是合理消費的題中應有之義，更深層地包含在合理消費中。合理消費的合理性體現在個人和社會兩個層麵：就個人而言，一方麵消費要與自己的經濟能力相稱，另一方麵，要使精神需求和物質需求協調發展；就社會而言，消費要有利於生態平衡和環境保護，保證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