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形式上來看，契合現代市場倫理形式的周秦傳統經濟倫理至少有三個因素。一是平等。嚴格說來，周秦傳統倫理中平等的含義還是比較少的，它僅僅局限於感性認識的層次上。這種膚淺的認識表現在，對平等的理解還停留在經濟領域內，而對它的政治和社會內涵卻仍蒙昧。比如對人與人之間身份平等的要求：對平等的理解還局限於表層的量上的平均主義，而缺乏對平等的深層的質上的相對意義的認知；對平等的理解隻是終點平等或結果均等的理解，還沒有申發到機會平等和起點平等的地步。由此可見，傳統市場倫理中的平等概念不過是形式上的、淺層的，與現代平等概念有著較大的差別。中國目前正在構建和諧社會，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市場經濟所強調的公平是綜合的，是身份均等和機會均等，不局限於經濟領域和經濟活動的結果。那麼，要對傳統平等含義進行挖掘和獲取新知，使其融入現代市場倫理，不加以現代闡釋是無法實現的。二是誠信。“誠”和“信”是周秦倫理乃至整個中國傳統倫理的重要範疇，是人們處理社會關係的重要準則，也是道德修養的高級境界。然而，這種誠信卻不是普遍意義上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規則和準繩。或者說，此種誠信是有限度的誠信，是在封建式血緣、地緣和情緣結構下的誠信。人們僅在血緣圈、地緣圈和情緣圈裏講誠信，出了這個圈，就不再以誠信為標準，甚至全無信用可言。於是，人人麵前都有兩個世界：一個是信用度較高的內部圈子，另一個是信用度較低的圈外世界。誠信的這種圈層結構與周秦儒家的差等之愛有著異曲同工之妙，而且於公共倫理的構建毫無益處。市場經濟在本質上是信用經濟，誠信經濟，缺失誠信的市場經濟是極其混亂、極不健全的。這就可想而知，要想將傳統的誠信擴展至血緣、地緣和情緣這三種圈層之外，成為現代市場倫理的法則，進而成為社會的、公共的法則，必須打破原有的封建色彩的各種關係結構，滌蕩陳氣，倡導新風。這就必須通過現代闡釋，加以轉換。三是謀利。從總體上看，“重義輕利”、“貴義賤利”是周秦經濟倫理在道義與功利關係問題上的主要傾向和基本模式。盡管功利主義始終沒有占據主導地位，但謀利思想一直是道德實踐和道德生活的重要內容。誠如肖群忠所言：在中國主導性傳統倫理中，道義論和功利主義是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的，形成了典型的“道德功利主義”的內在運行機製，是形式上的道義論與內容上的功利主義的混合。但是，傳統的功利主義並不完全是現代意義上的功利思想，它是“以義為利”、“利以義製”的功利主義。也就是說，必須以“義”的形式和方式來求利。把周秦乃至中國傳統的功利主義轉化為現代含義的功利主義，自然要剝去包在其外的道德形式和裝飾，使其顯形化、透明化和公開化。就像有人所呼籲的：“與其讓人虛偽地崇高，何不讓人真誠地世俗。”這種剝離的過程，就是一個通過現代闡釋而加以轉化的過程。
總而言之，中國所要建立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是社會主義經濟製度和現代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既有現代市場經濟的一般特征，也有中國特點和社會主義性質。相應的，與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市場倫理的構建，也不可避免地要有兩條思路，就是西方市場倫理的借鑒或移植，中國傳統倫理的催熟或改造。包括經濟倫理在內的中國傳統倫理發端於周秦，因而建構中國現代市場倫理，最初和直接遇到的便是周秦經濟倫理與現代市場倫理的契合問題。對周秦倫理中的市場倫理因素進行梳理和甄別，有選擇地加以現代轉化，對於凸顯中國現代市場倫理的民族性，方便市場主體和社會公眾的認可、接受和遵循，具有源頭上的意義。筆者在對周秦經濟倫理的生成與發展、內涵與特征的分析的基礎上，結合現代國際市場倫理特別是西方現代市場倫理，試圖探討周秦經濟倫理現代轉換的科學機製與有效途徑，探討周秦經濟倫理中能夠加以現代轉換的內容和成分，以求使周秦傳統倫理獲得新生，使中國現代市場倫理更加適合中國實際，從而以完善的現代市場倫理促進中國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進而推進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實現民族的偉大複興。當然，書中見解不見得正確、科學，但至少是筆者的一種積極舉動，隻求有啟示、參考意義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