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是個狂放的詩人，他很少敬服誰，獨對謝朓，始終如一尊崇。清人王士禎說他“一生低首謝宣城”，是說到了點子上。李白有一首《金陵城西樓月下吟》，其中的“解道澄江靜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句，甚至將謝朓詩《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中“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嵌入自己的詩中。這種既是認同，又是共鳴，也是時空轉換中藝術生命力的延續、張揚和創新的筆法，可以視作大師對大師的一種心靈上的折服。
老實說，隻有小師對小師，才雞一嘴，鴨一嘴，互不服氣地比高低。這也是近年來在文壇上經常看到的戲碼。
類似李白與謝朓的例子，在文學史上，頗不乏見。南宋詩人葉紹翁，脫胎於陸放翁的那首《遊園不值》，好詩膾炙人口，韻事也千古流傳。葉的名氣不是很響，但這首詩，卻一直掛在人們口邊。
應憐屐齒印蒼苔，
小扣柴扉久不開。
春色滿園關不住，
一枝紅杏出牆來。
“紅杏出牆”後來被作為妻室外遇的隱喻詞，倒是詩人始料未及的。但葉紹翁這首詩的創意，肯定受到南宋大詩人陸遊《馬上作》的啟示。
平明小陌雨初收，
淡日穿雲翠靄浮。
楊柳不遮春色斷，
一枝紅杏出牆頭。
後兩句的意境，何其相似乃爾。陸遊生前，就親自編校詩集出版，其人、其文，知名度很高。作為後進，從他寫的這首詩得到悟解，大有可能。但是，一、葉用得坦然；二、當時的讀者和後來的讀者，也讀得坦然；三、似乎陸遊也不覺得這種蹈襲，有什麼不當的地方，處之坦然。這就是大師之間的豁達了。
在文學世界中，無心的雷同，有意的借鑒，不幸的撞車，難得的巧合，是常見常有的事。我想，寬宏一些，諒解一些，大度一些，應是君子之風。你寫出了一，人家在你一的基礎上寫出了二，對於豐富文學的可能性來講，豈不相得益彰麼？至於拙劣模仿之徒，無恥抄襲之輩，一個賴剽竊為生的文學小偷，是又當別論的。
鷹飛得再低，它也是屬於天空的；雞蹦得再高，難逃一輩子在後院的垃圾堆裏覓食的命運。
宋人蔡寬夫的《詩話》中，寫到宋初詩人王禹偁，“元之本學白樂天詩，在商州嚐賦《春日雜興》雲：‘兩株桃杏映籬斜，裝點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風容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其子嘉雲：老杜嚐有‘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之句，語頗相近。因請易之。元之忻然曰：‘吾詩精詣，遂能暗合子美邪。’更為詩曰：‘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杜甫為前身。’卒不複易。”
我讚成這種自信的大家風範。隻有那些長於相輕、短於相敬的小文人，才會把自己與別人的不謀而合，別人與自己的不約而同，當作天大的事，告狀之，訴訟之，官司之，判決之。後來我也漸漸明白，越是一瓶子不滿、半瓶子晃蕩的同行，小本生意，現躉現賣，肚皮癟癟，腹中空空，你要搶了個先，他隻好喝西北風，難怪是大方不起來。像陸放翁，一生寫詩近萬首，如海一般汪洋恣肆，自稱：“平生詩句傳天下，白首還家自灌園。”一首半首詩，被年輕人用來再創造，三千弱水，不過取一瓢飲耳，他會當回事，跑到法院去敲登聞鼓、鳴冤叫屈嗎？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臨終的眼》裏說過：“我以為藝術家不是在一代人就可以造就出來的。先祖的血脈經過幾代人繼承下來，才能綻開一朵花。”
懂得文學是一個積累和發展的長過程，誰也不是文學發現的終結者，想到這裏，君子風度，也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