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思想。孫武清醒地意識到戰爭的殘酷性。戰爭對鮮活生命的無情吞噬，對國家經濟的巨大損耗，對可能造成的亡國喪家的巨大風險，均在《孫子兵法》當中得到明晰表述。《用間篇》說：“凡興師十萬，出征千裏，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火攻篇》說：“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複喜，慍可以複悅，亡國不可以複存，死者不可以複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具有這種見識的孫武，不可能是一個狂熱的好戰分子。他旗幟鮮明地主張“慎戰”，清醒地意識到動用暴力手段並不是解決國家衝突的最好途徑，在《謀攻篇》中提出了“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思想：“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在孫武看來，戰爭的最高目標是“全勝”，是迫使敵人全部降服。攻城克隘，血流漂杵，把敵軍殺得片甲不留，這種勝利不是孫子最推崇的；不通過直接的軍事對抗手段，卻能使敵人不戰自降，順心降服，這才是孫子心向往之、並希望各國決策者極力追求的方向。“不戰而屈人之兵”作為《孫子兵法》廣為傳誦的名言之一，幾千年來在海內外產生了極大影響。英國學者利德爾·哈特在《孫子兵法》英譯本序言中說：“在導致人類自相殘殺、滅絕人性的核武器研製成功後，就更需要重新而且更加完整地翻譯《孫子》這本書了。”他還在其《戰略論》一書中提出了著名的“間接路線戰略”，認為“最完美的戰略，也就是那種不必經過嚴重戰鬥而能達到目的的戰略—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可知孫子的這一理論對利德爾·哈特戰略思想的深深啟迪。
第三，行之有效的“戰勝”思想。主張使用非暴力手段取得“全勝”思想的孫武，並沒有像某些天真善良的人士那樣一味主張偃武修文。相反，他認為隻有加強戰備，增強軍事實力，輔之以政治、經濟、外交等手段，對敵國形成強大的威懾，使其聞風喪膽，不得不降，才能真正實現“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謀攻篇》）的理想境界。因此，如何采用合理科學的方法手段戰勝敵人，自然成為《孫子兵法》全書的主攻方向。孫武毅然掙脫西周以來“軍禮”的束縛，明確喊出“兵者，詭道也”、“兵以詐立”的口號，並提出了一整套克敵製勝的戰術謀略。在《計篇》中，孫武提出了“詭道十二法”，即“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在《謀攻篇》中提出依據兵力多寡，相應調整對敵戰術的方法，即：“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在《形篇》中，他提出了壯大實力、強大自我的“不可勝”主張，即“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可勝”，並進而研究了進攻與防禦的辯證關係，所謂：“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在《勢篇》中，他拈出了“奇正”範疇，指出：“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在《虛實篇》中，孫子分析了兵力的集中（專）與分散（分）而造成的強弱虛實問題，認為：“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眾而敵寡；能以眾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並進而提出了“兵之形，避實而擊虛”的命題。在《軍爭篇》中，他探究了軍隊如何利用行軍爭奪先機，“以迂為直，以患為利”，順利到達預定戰場。在《九變篇》中，他要求兵家在熟知各種地形的前提下，機動靈活地變換戰法以戰勝敵人，做到“圮地無舍，衢地交合，絕地無留，圍地則謀，死地則戰，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在《地形篇》中，他強調了地形作為“兵之助”的重要價值，提醒用兵者研究地形：“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製勝，計險厄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在《九地篇》中，他提出了擾亂敵人戰術安排的措施，即“使敵人前後不相及，眾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在《用間篇》中，他闡述了間諜對於謀劃軍事行動、決定鬥爭勝利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認為：“故三軍之事，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非聖賢不能用間，非仁義不能使間，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等等。這些論述，均體現了“致人而不致於人”、“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思想原則，千百年來被奉為行之有效的用兵法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