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孫子兵法》十三篇中的第一篇，《計篇》提出了統攝全書的重要理論，堪稱全書的總綱。曹操解釋“計”的內涵道：“計者，選將、量敵、度地、料卒、遠近、險易，計於廟堂也。”可知此處的“計”，實即廟算，是指君臣在廟堂上的軍事戰略籌劃。
本篇一開頭便有攝人心魄的警句：“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強調了軍事學研究對於國家存亡、百姓生死的重大意義。而戰爭的勝負，在孫子看來，通過廟算是可以預知的。孫子將戰前廟算的主要內容概括為“五事”、“七計”。敵我雙方在社會政治、天時地利、將領素質、士卒能力、組織編製等諸多方麵的優劣情況，孫子認為必須一一考察，縝密分析，才能準確推斷未來戰場的勝負形勢。廟算是中國兵學理論史上最重要的戰略學概念，將其運用於軍事鬥爭，便成為戰爭決策者首先需要慎重落實的一環。“多算勝，少算不勝”，這個環節將關乎戰爭的最終結果，廟算的重要性因此被前所未有地凸顯出來。
在“五事”的排序中，“道”位居首位，孫子將其界定為：“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戰爭與政治的關係，西方人到了十九世紀才由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明確揭示，所謂“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延續”，而《孫子兵法》此篇的“道論”卻在兩千多年前就將軍事鬥爭納入政治領域加以研究，充分顯示了孫子的遠見卓識。
除了“廟算”理論的構建外，孫子在本篇中還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命題：“兵者，詭道也。”這是他對以往戰爭注重舊“軍禮”的一種變革與超越。春秋後期以降，兼並戰爭愈演愈烈，舊“軍禮”漸成虛設，詐術則大行其道。“兵者，詭道也”的命題，在為詐術“正名”的同時，也從軍事鬥爭原則的高度，強調了實施詐術的必要。孫子進而提出的“詭道十二法”，可謂戰勝敵人、爭取主動的十二條妙計，受到後世兵家的高度重視。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一〕，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二〕。
〔一〕兵者，國之大事：《左傳·成公十三年》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兵，本指兵器，此處指軍事、軍事學。
〔二〕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杜牧曰：“國之存亡，人之死生，皆由於兵。”趙本學曰：“宗廟社稷所係，故為大事。此首篇以計為始，孫子開卷輒致丁寧者，蓋欲其為君與將者不可不臧其謀也。”地，地區，地域，此處指思想領域。道，主張，思想，此處與“地”互文見義，亦指思想領域。或解釋為“途徑”、“政治”等。察，細看，考察，研究。
【譯文】孫子說：軍事學研究是國家的大事，它是關乎百姓死活、國家存亡的一個思想領域，不能不深入考察。
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一曰道〔二〕，二曰天〔三〕，三曰地〔四〕，四曰將〔五〕，五曰法〔六〕。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七〕，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八〕；天者，陰陽、寒暑、時製也〔九〕；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一○〕；將者，智、信、仁、勇、嚴也〔一一〕；法者，曲製、官道、主用也〔一二〕。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一三〕。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一四〕？將孰有能〔一五〕？天地孰得〔一六〕？法令孰行〔一七〕？兵眾孰強〔一八〕？士卒孰練〔一九〕？賞罰孰明〔二○〕？吾以此知勝負矣。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二一〕。
〔一〕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曹操曰：“謂下五事、七計，求彼我之情也。”杜牧曰：“此言先須經度五事之優劣，次複校量計算之得失，然後始可搜索彼我勝負之情狀。”故，連詞，用在句首，表示轉入下一層論題，不譯。經，度量，衡量，研究。五事，指下文提到的“道”、“天”、“地”、“將”、“法”等五大要素。校，比較。漢簡本作“效”，效驗核對。計，計算。一說指下麵提到的“主孰有道”等“七計”。索，求索。
〔二〕一曰道：指軍事戰略的政治基礎。郭化若說：“《孫子》所說的‘道’的實際內容和含義是屬於我們今天所說的政治範疇的。也可以說‘道’就是政治。”
〔三〕二曰天：張預曰：“上順天時。”天，天時。
〔四〕三曰地：張預曰：“下知地利。”地，地利。
〔五〕四曰將：張預曰：“委任賢能。”將，將領。
〔六〕五曰法：張預曰：“節製嚴明。夫將與法在五事之末者，凡舉兵伐罪，廟堂之上，先察恩信之厚薄，後度天時之順逆，次審地形之險易，三者已熟，然後命將征之。兵既出境，則法令一從於將，此其次序也。”法，軍法。
〔七〕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張預曰：“以恩信道義撫眾，則三軍一心，樂為其用。”上，指國君。意，意願，意誌。
〔八〕而不畏危：漢簡本作“民弗詭也”，意謂百姓不違反君主的旨意。畏，當為衍文。危，通“詭”，意即違反，曹操訓為“疑”。
〔九〕天者，陰陽、寒暑、時製也：李澤厚說：“我以為要真正了解中國古代辯證法，要了解為什麼中國古代的辯證觀念具有自己特定的形態，應該追溯到先秦兵家。兵家把原始社會的模糊、簡單而神秘的對立項觀念如晝夜、日月、男女即後世的陰陽觀念多樣化和世俗化了。它既擺脫了巫術宗教的神秘衣裝，又不成為對自然、人事的純客觀記錄，而形成一種在主客觀‘誰吃掉誰’迅速變化著的行動中簡化了的思維方式。它所具有的把握整體而具體實用，能動活動而冷靜理智的根本特征，正是中國辯證思維的獨特靈魂，使它不同於希臘的辯證法論辯術，而構成中國實用理性的一個重要方麵。”李澤厚所論先秦兵家，其主要代表即《孫子兵法》。陰陽，指晝夜、陰晴等不斷更迭的自然現象。古代兵家有“兵陰陽”一派，《漢書·藝文誌·兵書略》概括其特征道：“順時而發，推刑德，隨鬥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然而《孫子兵法》秉持實用理性態度，反對迷信鬼神，故而有別於“兵陰陽”理論。寒暑，指氣溫冷暖變化。時製，指春夏秋冬四時更替的自然現象。
〔一○〕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曹操曰：“言以九地形勢不同，因時製利也。論在《九地篇》中。”張預曰：“凡用兵，貴先知地形。知遠近，則能為迂直之計；知險易，則能審步騎之利；知廣狹，則能度眾寡之用；知死生，則能識戰散之勢也。”遠近，指戰場位置的遠與近。險易，指戰場地形的險阻與平坦。廣狹，指戰場地形的開闊與狹窄。死生，指地形上的死地與活地，活地指有利於攻守進退的地形，死地則與之相反。本書《九地篇》對“死地”明確界定為“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為死地”，“無所往者，死地也”。
〔一一〕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指將領應具備的五方麵的素質，即：智慧、威信、仁德、勇敢和嚴格。杜牧曰：“先王之道，以仁為首；兵家者流，用智為先。蓋智者，能機權、識變通也；信者，使人不惑於刑賞也；仁者，愛人憫物，知勤勞也；勇者，決勝乘勢，不逡巡也；嚴者，以威刑肅三軍也。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勾踐將伐吳，問戰焉，曰：‘夫戰，智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能知民之極，無以詮度天下之眾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也。’”錢基博曰：“孫子論將有五才，若與克氏（克勞塞維茨）五者（智、勇、果敢、熱情、識力）之數相當。其實克氏所論之五者，孫子智、勇兩義足以盡之。而信、仁、嚴三義，則足以匡克氏之所未逮。獨其稱‘智’以冠五才之首，亦猶克氏以智為本之指也。顧孫子所以論將之用智者有二：一曰智足以知戰，二曰智足以愚士，則非參諸他篇不曉。”鈕先鍾說：“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智、仁、勇三個字的排列，孫子所定的順序與孔子一致，隻是再加上信與嚴二字而已。……照邏輯來說，智者不僅能仁而且也必有勇，智實為仁、勇的先決條件。尤其是在戰爭的領域中，戰略本來就是鬥智，如果缺乏智計，很可能流於婦人之仁，匹夫之勇，而鮮有不敗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