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橋作宰山東，與餘從未識麵。有誤傳餘死者，板橋大哭，以足蹋地。餘聞而感焉。後廿年，與餘相見於盧雅雨席間，板橋言：‘天下雖大，人才屈指不過數人。’餘故贈詩雲：‘聞死誤拋千點淚，論才不覺九州寬。’板橋深於時文，工畫，詩非所長……”袁枚這段話道出了他對鄭燮的評價。
這兩位清代著名的文學家，年齡雖相差二十多歲，但卻有許多相似之處。同是乾隆年間進士，都曾擔任過十來年縣令，都是有口皆碑政績卓著的清官。辭官的原因也差不多，鄭板橋是為放賑救災，得罪上司；袁枚則厭惡官場迎來送往阿諛奉承，不甘心為“官奴”。辭官後，鄭板橋以賣畫為生，袁枚則以賣文為生。最重要的是，二人都反對當時的程朱理學和考據之學，反對“格調說”、“神韻說”。在寫詩作文上都傾向於痛快淋漓地抒發真情實感，追求清新自然，強調雅俗共賞，反對堆砌辭藻濫用典故。但在其他問題上，也有相互抵牾之處。例如，鄭板橋就對袁枚的誌怪筆記小說《子不語》頗有微詞，在《寄杭大宗書》中，措辭激烈地批評此書“一卷未終，惡心欲嘔”“以此等惡劄刻而行世，殊令我為袁家才子惜，為士林歎，為天下人哭，悲從中來，百方抑製而未能自已也”。鄭板橋的批評顯然有過火之處，但是《子不語》中確實存在濃厚的因果報應、荒誕迷信等弊病。袁枚說鄭板橋“深於時文，工畫，詩非所長”。對這個評價，鄭板橋則在《與伊福納》信中說：“至謂板橋不會作詩，我不願辯；若雲深於時文，一深字談何容易，則我豈敢當之……板橋何人，而能領此一深字乎，袁枚之言，雅不願聞。”鄭的態度謙和自抑，低調應對，相比之下，袁枚就顯得高傲，甚至有些自命不凡了。袁枚說鄭板橋“詩非所長”，實際上鄭板橋的詩寫得甚佳。鄭板橋出身貧苦，久居民間，深知老百姓被壓迫剝削的痛苦和貪官汙吏的惡行，所以，像《悍吏》《私刑惡》《逃荒行》《還家行》等詩，在反映百姓窮苦生活、鞭撻酷吏肆虐橫行方麵，甚至比袁枚的詩更有深度，更受好評。至於鄭板橋的《家書》，更是膾炙人口，雖談家務瑣事，每多精辟見解，且深刻獨到，發人所未發，啟人心智。
十
乾隆十三年（1748），即鄭燮治理濰縣三年之際，乾隆皇帝決定要到泰山封禪——祭祀天地。據說直接的原因也是因為山東大災中，有饑民鋌而走險聚眾造反，結果遭到朝廷殘酷鎮壓。事後，皇上一方麵派大員勘災放賑，一方麵親自前來降福安民。為了迎接聖駕，山東上下官員忙得不亦樂乎。天子大駕光臨，自然少不了在山上建設行宮、鑿修禦道，至於刷新廟宇、整理文物古跡更是不在話下。此間，鄭燮也得到一份差使，被稱之為“書畫史”，即聖駕遊曆泰山自然要遍覽書畫文物，即命他隨侍以備谘詢。這雖然是一個臨時設立的官職，但同樣是朝廷命官，鄭燮心中不勝榮幸。為了這件差事，鄭燮居住泰山絕頂四十餘日，為迎聖做著準備。其實也就是事先遊曆，熟悉沿途碑刻與勝跡文物。這對於鄭燮，無異於如魚得水。他平生酷嗜山水，更喜好文物碑刻。如此在山中流連多日，可謂樂哉、悠哉、快哉。早年友人入幕山東，他就羨慕不已，賦詩雲：
封禪碑銘今在否？鳥跡蟲魚怪異。為我吊秦皇漢帝。
這次鄭燮在泰山逗留那麼長時間，可是大飽眼福。每日覽古跡賞山景，讀碑銘觀日出……日複一日，陶醉其中，豈不是得其所哉！為了紀念這段快樂愜意的日子，他還特意為自己刻製“乾隆東巡書畫史”圖章一枚，炫耀於世，引為自豪。至於乾隆上山以後，有沒有接見過他，有沒有聽他介紹泰山書法，是否欣賞過他的詩詞書畫？史料沒有記載，大概也沒有什麼值得記述的內容吧。曆史的煙雲，淹沒了不知多少史實，給後人留下了許多的空白與疑難，也為我們的想象與研究提供了無窮的線索與空間。不過鄭燮在泰山的這些日子，心中倒是一直掛念著濰縣的百姓。他時常在落日餘暉中遙望濰縣的方向，想象著人們的日子，期盼著風調雨順。老天爺沒有使他失望。早春的幾場小雪，顯示出這片飽經災患的大地，已經亮出了複蘇的希望。人人都寄望於老天開眼和一個苦盡甘來的豐年。人們祈求流落到遼東半島的逃荒者，能夠家家團聚。
事實是，緊隨其後的幾場春風刮過，大地開始回暖。荒蕪的土地上，開始長出了足以讓人們度過饑荒的苦苣。於是男女老少，開始出現在田野上，掏挖著那救命的野菜。人們感到了老天的關照，看到了一線生之希望。逃荒的人們陸續回到了家鄉，開始收拾農具，準備春耕。田野上出現了令人喜悅的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