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醫院的微生物室都是賠錢的，所以院方不重視，投資不足。”胡欣補充道，“一些病人對此也不理解，認為醫生開化驗單是騙他們錢，其實大量證據表明，化驗雖然要花點錢，但最終的結果往往是為患者省了錢。”
“很多中國醫院的感染科都是在2003年‘非典’後匆忙成立的，人員大都是從原來的傳染科調過去的，老本行是肝炎，所以業內稱他們都是‘吃肝飯’的。”一位對中國醫院管理體製非常了解的業內專家對本刊記者說，“一般醫院的微生物室都不受重視，設備先進，人才也合格的占不到三分之一。”
就這樣，不專業的患者，加上某些不夠專業的醫生和化驗人員，共同造就了中國抗生素市場的亂象，難怪衛生部要出重拳進行專項整治了。問題在於，這樣的整治顯然是臨時措施，從長遠的角度看未必管用，必須換一種管理模式才行。
從專項整治到專家管理
專項整治和專家管理，兩者都有個“專”字，但含義大不相同。
先來舉一個大家都熟悉的例子。用過青黴素的人都知道，打針之前醫生都會要求患者先做個皮試，看他是否對青黴素過敏。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導致過敏的不是青黴素本身，而是其中混有的雜質。
“早期青黴素的製造工藝不成熟，雜質含量高，所以需要皮試。如今青黴素的製備工藝有了很大改進，雜質已經很少了，青黴素過敏的概率已經降到了十萬分之幾，屬於小概率事件。如今國產青黴素的質量也已經不比國外差了，過敏在國內同樣屬於小概率事件。”胡昌勤對本刊記者說，“青黴素皮試有可能出現假陽性，也就是明明不過敏，但皮試結果卻顯示過敏。國外研究發現，因為假陽性（不敢用青黴素）導致的死亡和因為過敏導致的死亡概率是差不多的，所以國外早就不再要求做皮試了。但是中國的管理部門討論了無數次，誰也不敢拍板，修改早已過時的政策。因為過敏導致的死亡容易被患者認為是醫生的責任，而假陽性導致的死亡不算醫生的責任。”
這件事非常典型，是中國“官本位”管理模式的必然產物。有些人覺得一言堂式的嚴格管理會讓醫院脫離民眾的需求，但實際上這種管理模式在很多領域反而會因為過分遷就“民意”而做出傷害民眾利益的事情，原因就在於這套體係的獎懲機製出了問題，它不是按照科學的標準來判斷對錯，而是以“維穩”來作為獎勵或者懲罰的最高標準。
就拿抗生素來說，如果僅從個體的角度來看，短期內過量使用抗生素沒有明顯的壞處，於是很多醫生明知患者不需要用抗生素，或者不需要用那麼好的抗生素，但是為了讓患者滿意，便在這個非原則性的問題上向患者妥協了。這樣的事情偶爾出現幾次問題也不大，但中國那麼大，人口那麼多，醫患關係又很緊張，這樣的事情越來越多，於是問題就來了。
“如今醫患關係緊張，逼得醫生就好像是商店店主一樣，為了讓顧客，也就是患者滿意，不惜付出任何代價。”一位業內人士對本刊記者說，“但是這麼做的結果往往就是為了個人利益不惜犧牲公眾利益，長此以往得不償失。”
比如，預防性抗生素對於個體而言起碼在短期內是有利的，避免了後續感染，但是如果每個人都這麼做，其結果就是加快了耐藥菌的產生。
“門診醫生根據情況開預防性抗生素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國醫院的交叉感染率較高，這也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如果不考慮個案，從整體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的話，我認為預防性抗生素開得過多弊大於利。”胡昌勤對本刊記者說，“我覺得不一定要用抗生素來預防感染，可以想點別的辦法。”
事實上，如果不考慮耐藥性，僅從個體角度考慮，抗生素也是有副作用的，不能亂吃。“抗生素對人體的危害是多方麵的，除了能導致過敏以外，抗生素還有一定的腎毒性、神經毒性、眼毒性和聽力毒性，副作用相當多。”胡欣說，“最重要的是，抗生素能夠破壞自身的益生菌群，導致二次感染，並由此帶來一係列不良後果。”
這些負麵效應大都很隱蔽，很少有患者知道其中的道理。但是如果因為沒有開最好的抗生素導致感染加重，患者肯定會怪到醫生頭上，於是醫生們都會盡力滿足患者對於抗生素的要求。
“不管什麼病，如果我沒開最好的抗生素，患者就會認為我沒給他好好治。為了不惹麻煩，我也隻好給他開。”一位三甲醫院呼吸科的醫生對本刊記者說。
這，就是專項整治政策出台的大背景。
“目前抗生素專項整治的基本做法相當於政府跨過了醫院的專業力量直接對用藥終端進行管理，比如規定每個月最多隻能開多少抗生素，以及什麼級別的醫生隻能開什麼級別的抗生素等等，這就相當於用非專業的、純指標的東西來影響醫生的專業判斷。”一位抗生素領域的業內人士對本刊記者說，“這種管理方式比較簡單，政府容易操作，但好的醫生肯定是不滿意的。比如說，很多時候醫生已經判斷出病人是耐藥的，但是因為沒有權力開更高級別的抗生素，隻能先開低級別的試試，結果反而是加大了耐藥性。”
無數案例證明，這種自上而下簡單的管理模式看似方便了管理者，但被管理者要想鑽漏洞的話同樣也不是什麼難事。這位專業人士為本刊記者舉了一個例子：有個別醫院的微生物室為了達到開抗生素所要求的陽性比例，不惜采用造假的方式應付檢查，也就是說，化驗人員會故意汙染血樣，讓本來健康的血樣測出病菌感染的結果。
再舉一個例子。中國雖然明文規定抗生素類藥物必須要有處方才能買，但很多地方的藥店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本刊記者就曾經在北京的一家連鎖藥店買到過頭孢類抗生素，沒有處方，全憑記者自述病情。
“中國48萬家藥店，有職業藥師的不到10萬家，即使有的話水平也很差。”這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對本刊記者說，“為了應付上級檢查，很多藥店早就開好了各種處方。”
那麼，到底應該如果管理呢？這位專家建議中國應該模仿國際通行的做法，把管理、醫學和信息這三方麵的力量整合到一起，讓感染科醫生、藥劑師、臨床醫生、負責細菌耐藥監測的專業人員，以及微生物室的檢驗員等一起參與抗生素的使用和管理，讓科學代替行政命令，成為抗生素管理的最高標準。
不過，一位三甲醫院的醫生告訴本刊記者，政府當然也想這麼做，但是中國這方麵的專業人才嚴重短缺，大城市還算好的，中小城市的醫院非常糟糕，無論是醫生還是患者都不具備基本的科學知識，抗生素濫用現象極為普遍。
好在“衛計委”已經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加大了相關人員培訓的力度。“衛計委”宣傳司還和中國記協合作，舉辦了“2013健康中國”激勵計劃，通過專家講座、崗位體驗和基層調查等方式培訓記者，增加記者們的專業素養。該計劃的一個重點項目就是抗生素，希望中國媒體能在醫生和患者之間起到一個橋梁的作用，普及正確的抗生素知識。
但是，正像前文所說，不管我們如何小心使用，現有的抗生素總有一天都將變成廢品，如果沒有新的抗生素出現，後抗生素時代必將來臨。問題在於，那些曾經在抗生素領域叱吒風雲幾十年的跨國藥企如今卻都偃旗息鼓，很多年都沒有動靜了，這是為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