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把這個世界看成是一個島嶼，人類是這個世界的主宰，如果把阿拉伯半島看成從歐洲到印度、從北部腹地到南部腹地的走廊，是世界島嶼的中心，那麼，在當今世界，耶路撒冷這個山地城堡的戰略地位，與在中世紀或者在古代巴比倫和古埃及時期，同等重要。”
這是英國地緣政治學家羅麥金德描述的情景，他的地緣政治理論深刻影響了大英帝國的外交政策，他的這個論點也並不過時。巴勒斯坦既是英國連接埃及和印度的“大陸橋”，也是連接英國的非洲和亞洲殖民地的鏈條，也是從地中海往波斯灣運兵的通道。“在蘇伊士運河上，成千上萬的船隻穿梭於印度和歐洲之間，這些船隻處於巴勒斯坦駐軍的有效打擊距離之內，而且穿越雅法附近海岸的鐵路幹線一直在修建，通過這條鐵路幹線可以將南部腹地和北部腹地連接起來。”
英國官方理論認為，如果“把它（中東）無條件地交給外國去控製，對英國在近東的地位將產生令人極度灰心喪誌的影響。那就不可避免地招致埃及被入侵，巴勒斯坦被占領，同時會使英國在整個穆斯林世界心目中威信掃地”。
中東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地理戰略價值，那就是阻止羅麥金德理論中的核心國家俄羅斯勢力的南下。
彼得大帝曾在其遺囑中說，不論誰繼承他的位置，“都應該向南推進到君士坦丁堡和印度，因為誰在那裏統治，誰就真正統治了世界”。
從俄國的觀點看，君士坦丁堡、大不裏士，這些地方都如同出鞘的利刃，鋒尖全部觸及俄國柔軟的“下腹”——烏克蘭的麥田、頓涅茨盆地的礦砂和工業，還有高加索的油田（事實證明，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這些地區都曾遭受到進犯和占領）。
而來自南麵中東基地英美海空的打擊同樣致命。為此俄國一次又一次地與土耳其作戰，目的正是為了奪取中東和中亞的油田，讓艦隊能夠進入到印度洋溫暖的水域，這個夢想和戰略一直到蘇聯時期都沒有任何改變。
對於大英帝國，中東的挑戰者接踵而至，卻無一不被降服。法國人在法紹達妥協，俄國人被阻止在達達尼爾海峽，奧斯曼土耳其被肢解，“一戰”後德國的血液幾乎被榨幹——還是假法國人之手。然而，“一戰”後新的闖入者又來了，他們是意大利、納粹德國和美國。
雖然被嘲諷為“牙齒是蟲蛀的，胃口卻不小”，墨索裏尼卻常抱怨意大利在地中海是“囚犯”。他認為，意大利隻有砸開監牢的兩把鎖——直布羅陀和亞曆山大港，才能獲得自由。
1935年10月3日，意大利發動侵略埃塞俄比亞的戰爭，並於次年5月9日宣布兼並埃塞俄比亞，將其與厄立特裏亞和意屬索馬裏合並成為意屬東非。在占領利比亞和埃塞俄比亞後，意大利繼續覬覦英國控製的埃及和紅海的東岸地區，成為英國在中東利益新的威脅。顯然，有了地中海和東非的基地，整個中東核心地區都不再那麼安全。
德國駐土耳其大使馮·巴本也曾指出，軸心國必須設法重新取得土耳其的信任，因為要擊敗英國，就必須擁有“到印度去的陸上橋梁，即敘利亞—巴勒斯坦—摩蘇爾的通道”。
德國人認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起義行進到1939年5月底之後，沙特阿拉伯好像是在未來歐洲戰爭中為英國製造麻煩的最合適的一個點。”於是，德國“將4000支步槍和高射炮運送到沙特阿拉伯”，以期借沙特阿拉伯人之手來反對英國。
納粹德國當時幾乎要將英國人趕出中東。他們在蘇聯南方戰線已經占領了塞瓦斯托波爾，直指高加索的油田。在北方，隆美爾的非洲軍團已經攻克班加西和的黎波裏，直指開羅。如果不是希特勒的戰略失誤和被忽視的馬耳他，或許德國人的兩線軍隊將在埃及和巴勒斯坦會師。
然而，當時地中海的東西兩個出口——蘇伊士運河和直布羅陀海峽都控製在英國人手裏。雖然意大利和隆美爾一度導致運河航線在3年之內被迫繞過好望角，但終於在1942年的阿拉曼，英國人再度於中東穩執牛耳。
一顆讓阿拉伯世界永遠痛苦的釘子“二戰”的勝利卻是英國被迫退出中東的開始，這一切卻是他們自己種下的果子。
出於對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領土的貪婪，英國人做局肢解了土耳其，推倒了日後引發中東亂局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張。馬上他們還將在中東棋盤布下第二張妙棋，然而從長遠看，他們這極度自私和不負責任的一招，將給中東未來帶來迄今都看不到結局的紛爭和戰亂。
1917年，英國外交大臣亞瑟·貝爾福給英國猶太複國主義者聯盟的代表瓦爾特勳爵羅斯切爾德寫了一封信，這個已呈至英國內閣並獲批準的聲明表示：“英國政府讚同在巴勒斯坦為猶太人建立國家，並將盡一切努力實現這一目標。”“一戰”後英法兩國獲得了土耳其帝國的領土遺產，英國此時開始重新劃分中東的政治地理格局。貝爾福這封信構成了1919年後國際聯盟授權英國托管巴勒斯坦的基礎。
1933年1月希特勒在德國上台，全麵掀起反對猶太人的浪潮。為了盡快清除國內的猶太人，納粹德國曾想盡各種辦法將猶太人趕出德國。與此同時，為了給英國在中東的委任統治製造麻煩，激化英國人、阿拉伯人和猶太人之間的矛盾，納粹德國主動組織、引導猶太人前往巴勒斯坦。
在上世紀30年代，前往巴勒斯坦的猶太移民史無前例地猛增。1935年約有6.2萬猶太人移入巴勒斯坦，是1931年的15倍。到1936年，巴勒斯坦猶太人的數量已經達到40萬，這加重了阿拉伯人對失去他們主體地位的憂慮。
然而在納粹德國通過迫害猶太人的《紐倫堡法》後，不但歐洲教會沒有發出任何反對的聲音，歐洲各國政府也沒有盡力救助被迫害的猶太人，以英國為首的英、法、美等國卻關閉了猶太人移居的大門。
在歐洲長期受到各國壓迫的猶太人的複國願望無可厚非，然而客觀現實是，當時的地球沒有一塊已知的可以讓他們支配的土地。1917年的巴勒斯坦，99%的居民都是阿拉伯人。據說當時非洲的烏幹達是一個選擇，從生存環境和政治環境看，這其實是比巴勒斯坦好得多的選擇。但英國人還是同意了猶太複國主義者對於在巴勒斯坦建國的要求。
當時的英國和猶太人的聯係非常複雜，許多猶太人在英國生活，就連英國前首相迪斯累利也是猶太人。當貝爾福在1906年第一次見到猶太複國主義委員會會長、以色列首任總統魏茨曼時，問他為什麼猶太複國主義的中心議題是巴勒斯坦而不是別處。
魏茨曼回答：“羅貝爾福先生，這就像拿走您的倫敦，換成巴黎一樣，您會同意嗎？”羅貝爾福反駁說：“魏茨曼博士，可倫敦已經是我們的了。”魏茨曼回答：“那倒是。不過在倫敦還是一片沼澤的時候，耶路撒冷就是我們的了。”
雖然魏茨曼本人甚至猶太民族麵臨生存危機，但按照這個邏輯，在曼哈頓還是一片沼澤的時候，北美就是印第安人的了。不過貝爾福很喜歡魏茨曼，英國人“慷慨”地拿阿拉伯人的土地做了人情，將巴勒斯坦作為猶太複國主義的地點，在巴勒斯坦安置了一顆讓阿拉伯世界永遠痛苦的釘子。
日後回顧這個舉措，與其說是英國人的一個失誤，不如說是英國人的政治預謀。
1917年的英國急於贏得“一戰”的勝利。在對阿拉伯人許下了支持其戰後獨立的諾言後，英國人再次許諾，將巴勒斯坦這塊他們尚未征服的土地給予猶太人。這一招，手段不可謂不狡猾。
猶太複國主義者需要一個家，英國人則需要一個蘇伊士運河北方的海岸防衛點。早在1914年，土耳其軍隊就曾穿過巴勒斯坦進軍蘇伊士運河，對於英國來說，巴勒斯坦雖然狹窄，但對於蘇伊士、埃及的安全利益實在太重要了。
猶太人的另一個可靠之處在於他們絕對不會站在英國的對手德國人那一邊。最讓英國政府滿意的是，安置猶太移民所建立的新移民點全部由國際猶太複國主義組織資助。在日益上漲的土地市場上，他們向心甘情願的阿拉伯賣主（在最初，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並不反對猶太人移民）購買土地，而不需要花費英國納稅人的一便士。
最初的情況看似不錯。侯賽因·舍利夫領導阿拉伯人在戰爭中站在英國人一邊；他的兒子費薩爾·埃米爾1919年1月在倫敦會見了魏茨曼，雙方都認為遷入巴勒斯坦的猶太移民能改善阿拉伯居民的境況。而魏茨曼本人甚至曾身著阿拉伯服裝和前者合影以示友好。
如此一來，英國人不費一文，既可以阻止他們內心不喜歡的猶太人進入到倫敦，又可以得到猶太人的感激，讓全世界的猶太人在經濟上支持協約國，離間同盟國政府及其治下的猶太群體。而抵達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將會在蘇伊士運河北岸成為大英帝國的一個安全據點，他們還會竭力將英國人統治下的中東這樣一個落後的地區迅速建設得豐饒、文明（在看到繁榮發展的猶太人定居點後，英國首相丘吉爾曾經大為感動），還有什麼政策比“貝爾福宣言”對大英帝國在中東的利益更有利？
以埃及和巴勒斯坦為核心的中東對英國的重要性，英國外交大臣羅麥克唐納曾這樣對內閣說明：“從防衛的觀點看，我們既不能與帝國內的羅穆斯林也不能與近東的阿拉伯各王國對抗。這其中關鍵就在於通往印度的道路和石油。因此通往印度的道路必須保持暢通便於船隻經過蘇伊士運河，飛機可借道巴勒斯坦和伊拉克，並且確保各種陸上和海底電報的通暢。”
為了帝國在中東的安全，雖然阿拉伯人和猶太人都是自己的“盟友”，那麼在他們之間維係一種類似英德之間的製衡同樣重要。
“英國的一隻手扶持了兩個哈希姆的國王：伊拉克國王費薩爾和外約旦國王阿卜杜拉。英國的兩隻腳，一隻腳踏著紅海和地中海地區。一隻踏著兩河流域和波斯灣，取得了絕對優勢地位，既可以監視法國在中東的活動，又可以監視猶太複國主義。”
然而在希特勒的清洗下，猶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的速度開始失控，巴勒斯坦阿以民族人口對比開始迅速轉變。在這片並非流著奶和蜜的土地上，對土地和資源的爭奪引發了阿以民族爭端。而英國被迫限製猶太人的流入又遭致了猶太極端組織瘋狂的報複。英國人設計的巴勒斯坦方案終於失控了。
突然撤離留下的災禍。以色列前總理梅厄曾說：“我們一直聽到這樣的理由，阿拉伯人能製造很多麻煩’。”為了讓英國人放棄對巴勒斯坦猶太移民的數量限製，猶太複國主義組織在1945年10月31日進行了第一次大規模恐怖行動，在巴勒斯坦各地製造了幾百起爆炸事件，造成了150多處鐵路網中斷。英國人開始到處受到血腥的襲擊，英國時任首相艾德禮於是開始考慮離開整個中東地區。但他很快被告知，如果英國撤離中東，蘇聯向南擴張時將不再有來自中東的後顧之憂。
1947年11月29日，聯合國大會以33票讚成、13票反對、10票棄權，迫使英國最終撤離中東，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的紛爭旋即以戰爭形式開始了。
在打斷殖民地曆史進程並引發戰亂後，帝國主義突然甩手不管，往往成為那些希望進入現代文明又缺乏基礎條件的民族長期動亂的另一個根源。英國曆史學家（也是英國官方政策機構人員）湯因比曾經嘲諷中東的民族主義者根本沒有能力去實現他們希望的獨立：那些受過西方民主洗禮的“知識分子”飽受令人醉心的民族主義熏陶，然後被扔進一個落後的經濟體係中去，在這個經濟體係中，連讓他們維持生存的薪金都難以支付。他們醉心政治，但又難有機會鑽進那個壁壘森嚴的圈子。
英國人支持了埃及蘇丹、伊拉克的侯賽因，美國人支持了沙特的酋長、波斯的國王。為了石油，西方不惜推翻伊朗世俗政權的首相，扶植巴列維國王進行複辟，此後又在他倒台後棄他而去，讓伊朗回歸為政教合一的國家。是否獨裁、采用何種政體，其實從來不是西方大國在中東的核心訴求。阿拉伯人在戰爭中和英國的合作，以及戰後的被拋棄至少對文明衝突論有一個強烈的曆史質疑。但用英國人的觀點——這一切都不過是為了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