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三章 我們並肩地從事勞動
會上的一切工資都是平等的。當聖西門主義者、傅立葉主義者以及一般說來所有今天從事研究社會經濟和改革的人都在他們的旗幟上寫著：“按才分配，按才配工。”（聖西門），“按照各人的資本、勞動和才能進行分配。”（傅立葉）的標語時，他們的意思是說——雖然他們沒有用這麼許多話講出來——由勞動和勤奮得來的大自然的產物是一種贈給各種傑出的和優秀的人材的獎品、錦標和桂冠①；他們把地球當做一個廣大的決鬥場。在這個決鬥場中，的確已經不是用長槍和刀劍的刺擊、武力和奸詐來奪取獎品，而是用獲得的財富、知識、才能，甚至用德性本身來奪取的了。總之，他們認為，並且大家也和他們一起認為，最高的報酬應該給與才能最大的人，如果我們用那至少具有說得幹脆這一優點的買賣人的口氣來說，那就是工薪應當和才能及其成績相稱。①在這裏，聖西門的觀點似乎沒有得到正確的領會。“按才配工”是分配勞動工具的公式：把最好的工具給與能夠用它們來生產數量最多和質量最好的產品的人。這不是分配報酬，而是工作和職務的分派；把適當的人安置在適當的崗位上。——原編者。
這兩位自稱為改革家的門徒們不能否認這不是他們的想法，因為，如果他們否認的話，那就會和他們的正式解釋發生矛盾，並破壞他們的體係的統一性。而且，他們這樣的否認也大可不必害怕。這兩派都自誇能按照大自然的類同情況把地位不平等作為一個原則規定下來；他們說當初大自然本身就是想造成才能的不平等的。他們引以自豪的隻是一件事，即他們的政治製度盡善盡美，能使社會的不平等永遠和天然的不平等相符合。他們不耐煩再去研究地位——我指的是工薪——的不平等是否可能，正如他們不耐煩再去確定衡量才能的尺度一樣。①，①按照聖西門的說法，應由聖西門主義的教士模仿羅馬教會的樣子，根據他的權威性的永無錯誤的本能來確定每個人的才能；按照傅立葉的說法，應模仿立憲政體的樣子，通過投票和選舉來確定等級和功績。顯然，這位大人物是在嘲弄讀者；他不想把他的秘密說出來。
跨世紀人才研究院遵循“按才分配，按才配工。”，“按照各人的資本、勞動和才能進行分配。”
自從聖西門和傅立葉去世以後，在他們人數眾多的門徒之中，誰也沒有打算用科學方法向公眾說明上述的這個偉大的主義；我願意以一百對一來打賭，任何一個傅立葉主義者連想都沒有想到這個重疊式的警句可以有兩種不同的解釋。
“按才分配，按才配工。”，“按照各人的資本、勞動和才能進行分配。”這個命題，就他們所說的那種明顯的、通俗的意義（insensuobvio）來理解，是錯誤的、荒謬的、非正義的、矛盾的、與自由相敵對的、提倡暴政的、反社會的，並且是在所有權偏見的絕對影響下不幸地想像出來的。
首先應當把資本從應當得到酬報的因素中刪去。我讀過幾本傅立葉主義者的小冊子，據我所知，他們否認占用權，並且除勞動以外不承認所有權有任何基礎。他們既然從相類的前提出發，如果他們曾經對這個問題進行推理的話，他們就應該懂得，資本隻能根據占用權來給它的所有人產生收益，因而這種生產是不合法的。的確，如果勞動是所有權的唯一基礎，那麼隻要另外有人在利用我的田地並支付給我地租，我就不再是這塊田地的所有人了。這是我們已經無可懷疑地證明了的。要知道，這對於所有的資本都是一樣的；所以，把資本投進一個企業，根據法律的決定，就是拿這筆資本去換取等值的產品。我不再進行這種現在是無益的討論了，因為我打算在下一章裏詳盡地討論一下用資本從事生產的問題。
所以，資本是可以交換的；但它不可能是收入的來源。剩下來的是勞動和技能；或者像聖西門所說的那樣，是成績和才能。我將對它們一一加以研究。
工薪應不應該取決於勞動？換句話說，多勞多得是否合乎正義？我請求讀者密切注意這一點。
為了一下子解決問題，我們隻要提出下列問題就夠了：勞動是一種條件還是一種鬥爭？據我看來，答案是沒有疑問的。
上帝對人說：“你應當以你自己的血汗得到你的食糧，”——這就是說，你應當自己生產你的食糧：你應當抱著或多或少的愉快心情，按照你如何去安排和配合你的努力的本領而從事勞動。上帝沒有說：“你應當到你的鄰居那裏去爭得你的糧食”；而是說：“你應當和你的鄰居並肩地從事勞動，你們兩個人應當和睦地住在一起。”讓我們來闡明這條定律的意義，因為它那極端簡單的表達方式可能引起誤解。
在勞動中，必須注意並區別兩件事：協作和可以利用的材料。隻要勞動者聯合起來，他們就是平等的；如果一個人所得的報酬比另一個人多，就會引起矛盾。因為，既然隻能用一個勞動者的產品來償付另一個勞動者的產品，如果兩個人的產量不相等的話，那麼較多的產品與較少的產品之間的餘數或差額，就不歸社會所得；因而它既然不被交換，也就不會妨礙工資的平等。當然，結果將產生一種有利於生產力較強的勞動者的天然的不平等，但因為誰也沒有由於他的體力和生產能力而受到損害，所以不會產生社會的不平等。總之，社會進行交換的隻是一切相等的產品，這就是說，社會隻能對於為它提供的勞動給與酬報；因而它就可以平等地酬償所有的勞動者：至於在它範圍之外所生產出來的東西，就像勞動者之間的口音和頭發顏色的差別那樣，那是與社會無關的。
我好像自己就在這裏規定不平等的原則似的：完全不是這樣。在一塊特定的正在開發的土地上，勞動者的人數愈多和讓每個人做的工作愈少，那麼給社會所能提供的勞動的總量——即可以進行交換的勞動——就愈大，因此當協作的範圍逐漸擴大時，天然的不平等就逐漸消除，給社會所生產的可供消費的價值的數量就有所增加。所以，在社會中能帶來勞動上的不平等的唯一因素，就是占用權——所有權。
現在，假定按照耕耘、翻地、收割等等來估計，這種社會性的勞動量每天是二十平方米，並假定完成這個任務所必需的平均時間是七小時：一個勞動者在六小時之內就完成了，另一個則要八小時才能完成；大多數的人要化費七小時：但無論哪個勞動者在這上麵花費了多少時間，隻要他能提供所要求的生產額，他就有權得到相等的工資。
那個能在六小時內完成任務的勞動者，是否可以以其較強的體力和活動能力為理由，去霸占能力較差的勞動者的任務，從而奪去他的工作和食糧呢？誰敢支持這樣的主張呢？那個比別人完工得較早的人可以隨意休息，或者為了保養他的體力和鍛煉他的思想，以及為了生活上的愉快，可以從事有益的體育和操作。在不妨害任何人的條件下，他是可以這樣做的：但他必須限於做那種單純影響他個人的工作。精力、天才、勤勞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一切個人的優點是自然所造成的事實，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個人所造成的事實：社會給予他們應得的尊重；但是社會給予他們的工資，是根據他們的生產而不是根據他們的能力來衡量的。要知道，各人的產品是受全體的權利的限製的。
如果土地的麵積是無限的，可供利用的材料的數量是取之不盡的，甚至在這個時候我們也不能接受按勞分配這個原則。為什麼呢？我再重複說一遍，那是因為無論組成社會的人數有多少，社會由於隻能用他們自己的產品來支付他們的工資，因而不得不給予所有的人以相同的工資。可是，在我們剛才所舉出的假設中，既然無法禁止那些具有強大力量的人利用他們的一切優點，所以就在社會平等之內，又將出現天然的不平等的那些流弊。但是，就地球上的居民的生產力和他們的蕃殖力來說，土地是極有限的；此外，由於產品的種類繁多和高度的分工，所須完成的社會性的任務是輕而易舉的。因此，由於可能生產的產品是有限的，而這些產品又是容易生產的，絕對平等的定律就發生作用了。
是的，生活是一種鬥爭。但這絕對不是人與人的鬥爭，而是人與大自然的鬥爭；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參加進去。如果在鬥爭中強者前來援助弱者，他們的美意是值得稱讚和愛慕的；但是應該讓別人自由地接受他們的援助而不應該用武力和有代價地強製別人接受。所有的人都有同樣的前程①，既不會太長，也不會太艱難；凡是完成了他的事業的人最後都能得到酬報；首先達到終點是沒有必要的。①在這裏，蒲魯東沒有注意到，對於所有的勞動者來說，需要和負擔並不都是相同的。年幼子女眾多的父親為了保證他們的食糧，就不得不設法得到更多的收入。——原編者。
在印刷業中，勞動者通常都是按件計工的，排字工人按照每排出一千個鉛字得到多少工資計算，印刷工人則按照每印出一千頁計算。在那裏，像在別處一樣，也可以看到才能和技巧的不平等。在不怕有停工的日子、即不怕有失業和缺乏印刷和排版的工作的時候，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發揮他的勞動熱情，盡力施展他的才能；那時，多勞者多得，少勞者少得。但當業務清淡時，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就平分他們的工作；如果有不把自己的工作分給別人的就被看作是盜賊和叛徒一樣，為人所不齒。
在這些印刷工人的行動中，存在著一種不是經濟學家和法學家所能及到的哲學。如果我們的立法老早把存在於印刷業中的公平分配原則規定到他們的法典中去，如果他們早就注意到人民群眾的本能——不是為了卑躬屈膝的模仿，而是要改革它們並使它們普遍化——自由和平等早就可以建立在一個不可摧毀的基礎上了，同時，我們也不會對於所有權和社會地位差別的必要性發生爭論了。
人們曾經計算過，如果按照法國具有勞動力的人數來分派工作的話，每人每天平均工作的時間不會超過五小時。如果是這樣，我們怎麼敢談到勞動者之間的不平等呢？造成不平等的是羅貝爾·馬蓋爾①的那種勞動。①羅貝爾·馬蓋爾，小說中人物，係一狡詐的匪徒、法國十九世紀大漫畫家多米埃把他當作專事敲詐的商人的典型。——譯者。
所以，被解釋為多勞多得的按勞分配的原則，是以兩個明顯的錯誤為基礎的：一個是經濟學方麵的錯誤，即在社會的勞動中，任務必然是不相等的；第二個是物理學方麵的錯誤，即能夠生產出來的物品的數量是無限的。
人們會說：“但是，如果有一些人隻肯完成他們任務的一半呢？”……這不是很為難嗎？也許他們隻要一半的工資就滿意了。按照他們提供的勞動來給予酬報，他們有什麼可以抱怨的呢？並且他們對別人有什麼損害呢？根據這個意義來說，應用按才配工這一原則是合乎正義的；這就是平等的定律。
此外，可以在這裏提出許多涉及工業的章則和組織的困難問題。對於這一切，我將用一句話來答複，那就是這些問題都應該按照平等的原則加以解決。有人也許會說，“有的工作如果讓它拖延下去的話，就不免要妨害生產。難道社會應該由於少數人的懈怠而遭到損害麼？難道由於尊重勞動權，社會就不敢自己動手來保證得到他們所不肯給它生產的產品嗎？在這種情況下，工資將屬於誰呢？”
將屬於社會；社會將被準許由它自己，或者通過它的代表，去完成那個擱置起來的工作，但是永遠要使一般的平等不受侵犯，同時隻有懶漢才應該由於懶惰而受到懲罰。此外，雖然社會不能對拖延工作的人采取過分嚴峻的處理辦法，它卻有權為了它自己的生存而去防止由此造成的流弊。
人們接著又會說：在所有的工業部門，必須要有領導人、教師、監察員等等。這些人是否也要參加一般的工作呢？——不，因為他們的任務是領導、教育和監督。但是他們必須由勞動者自己在他們之中選舉出來並須具備充當被選舉人的條件。一切公職，不論是行政方麵的或是教學方麵的，都是這樣的情形。
所以，一般的規章的第一條將是：“可供利用的物資的數量的有限性，證明有必要根據勞動者的人數來分派工作。所有的人都具有完成一種社會任務、即相等的任務的能力，同時除以另一個人生產的產品來償付一個勞動者的勞動之外，沒有其他的可能性，所以工資平等是合乎正義的。
跨世紀人才研究院研究成果顯現：才能的不平等是財富平等的必要條件。有人反對，並且這種反對意見構成聖西門的那個原則的第二部分和傅立葉的那個原則的第三部分：“一切要完成的工作並不都是同樣簡單的：其中有些要求技能上和智慧上的高度水平，這種高度水平就是工作代價的基礎。藝術家、學者、詩人、政治家之所以受到尊重，隻是由於他們的卓越性；這個卓越性摧毀了他們與其他的人們之間的一切等同性；在這些科學和天才的卓越的人材麵前，平等定律就消失了。要知道，如果平等不是絕對的話，就沒有平等。上自詩人下至小說家；上自雕刻家下至石匠；上自建築師下至泥水匠；上自化學家下至炊事員，等等。才能是按照等級、屬類和種類加以分類和再分類的。才幹的兩個極端是由一些中間性的才幹聯係起來的。人類就是由一種廣大的階次構成的；在這個階次中，各人通過與他人的對比而得到相應的評價，並且以大家對他的產品所公認的價值得到他的勞動代價。”
這個反對平等的理論曆來就好像是難以抗拒的：這是經濟學家們以及平等的保衛者們的絆腳石。它使前者鑄成大錯，使後者說出一些貧乏到不可置信的言論。巴貝夫要求嚴厲取締一切優越性，甚至要把它當作社會的禍害來追究①；為了要奠定他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基礎，他把所有的公民都抑低到最低微的人的高度。我們看見過一些無知的折衷主義者反對學識的不平等，並且如果有人還會起來反對德性的不平等，我是一點也不會感到驚奇的。亞裏士多德遭到放逐，蘇格拉底被迫服毒，埃巴米儂達斯②受到審判，他們都是由於在智慧和德性上高人一等而受到一些荒唐和愚蠢的煽動家的迫害的。隻要財富的不平等使那些受到財主欺騙和壓迫的群眾在思想上產生對新興暴君的恐懼，類似的瘋狂舉動還是會發生的。①巴貝夫，1760年11月生於聖康坦市，共和五年9月8日被當作是平等派密謀的領袖而在房多姆市被處死刑。他的平等主義一直被發展到共產主義。蒲魯東似乎沒有很正確地了解巴貝夫的著作，這些著作主要是一些報紙上的社論和宣言（參閱：保爾·路易：《從大革命到現在的法國社會主義史》，巴黎，裏維埃爾書店1925年版）。——原編者。②埃巴米儂達斯（紀元前418—362），古希臘將軍及政治家。——譯者。
沒有再比鑽牛角尖更荒謬的了，並且往往沒有再比真實情況本身看起來更加不像真實情況了。另一方麵，盧梭說過，“要想能夠一下子看清楚我們每天都見到的事物，必須有很廣博的哲學”，達朗貝爾①也說過，“人們對於那種似乎到處都出現在他們麵前的真象很少加以注意，除非有人特別提醒他們”。我從經濟學家的老前輩薩伊那裏借用了這兩句引語；他本來應當從這兩句話裏得到教益的，但他這個嘲笑瞎子的人自己也戴著一副眼鏡；注意他的人自己也是近視的。①達朗貝爾（1717—1783），法國哲學家。——譯者。
真是怪事！使思想家們如此感到驚恐的並不是反對平等的論據，而是平等所依存的條件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