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這個生產量是什麼呢？換句話說，一塊土地的主人在把它租給佃戶時，他可以振振有辭地說他所放棄的是什麼呢？
一個土地所有人的生產力像一切勞動者的生產力那樣，既然是一，他因租讓土地而失去的產物也就是一。所以如果收益金的比率是百分之十的話，一切收益金的最高限度將是零點一。
但是我們已經看到，每當一個土地所有人退出生產，產物的總額就減去一個單位：所以，如果當他參加勞動時所能得到的收益金是零點一的話，由於他的退出，按照地租減低的定律，這筆收益金就將減為零點零九。我們因此就得出這個最後的公式：一個土地所有人的最高收入等於一個勞動者的產品的平方根（這個產品是由一個協商好的數字來代表的）；這筆收入因土地所有人的不勞動而受到的減少等於一個分數，這分數的分子是一，分母則是用來代表那個產品的數字。
因此，一個不勞動的或者在社會以外為他自己個人利益而從事勞動的土地所有人的最高收入，按照每個勞動者的平均生產量一千法郎的百分之十來計算，是九十法郎。所以，如果在法國有一百萬個平均各享受一千法郎收益並且不生產地加以消費的土地所有人，那麼，按照十分公平的權利和最正確的計算法，每年應當付給他們的不是十億法郎而僅是九千萬法郎。
在工人階級所負擔的沉重租稅上減去一個九億一千萬的數字，這不是一件小事；但是我們的帳還沒有算完，勞動者還沒有認識他們的權利的全部範圍。
當我們把收益權限製在合理範圍之內的時候，不勞動的土地所有人的收益權是什麼呢？是一個承認占用權的行為。但是，既然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占用權，每一個人根據同樣的權利就都是土地所有人；每一個人都有權獲得一筆等於他的產品的一個分數的收入。所以，如果勞動者由於所有權而不得不把地租付給土地所有人，那麼，根據同樣的權利，土地所有人也應該把相等的地租給予勞動者；並且，他們雙方的權利既然相等，這些權利之間的差額就是零。
結論。——如果地租依法隻能是土地所有人的假定的產量的一個分數，那麼無論地產的數量和價值如何，對於為數眾多的各別的小土地所有人來說，情形是相同的。因為，雖然單獨一個人能夠分別地使用地產中的每一塊，他卻不能同時使用地產的全部。
總括地說：隻能存在於由生產定律所規定的極狹小的範圍之內的收益權，因占用權而歸消滅。要知道，沒有收益權就沒有所有權；所以所有權是不可能存在的。
我們在外倫敦的第四個論題依然是：所有權是不能存在的，因為它是殺人的行為。
如果收益權可以服從理智和正義的定律的支配，它就會變為一種補償或債務的承擔；對於一個單獨的勞動者來說，這個債務的最高限度永遠不能超過他所能生產的產物的某一個分數；這是我們剛才已經證明了的。但是，為什麼收益權——我們不要不敢直呼其名：盜竊權——要讓那與它毫無共同之處的理智來支配它呢？土地所有人並不滿足於正確的判斷和自然之理所給他規定的收益金；他要求能夠得到十倍、百倍、千倍、百萬倍。如果由他一個人單獨勞動，他隻能從他的土地得到單位為一的產物，而他向社會所要求的，不再是一個與他的生產力成正比的權利，而是一種人頭稅。他向他的同胞們按照他們的體力、人數和經營的情況征收租稅。當農民生了一個孩子，土地所有人就說：好，又多了一個增加收益的機會。地租是經過怎樣的過程變成人頭稅的呢？我們的法學家和神學家十分精明，可是為什麼他們遏製不住收益權的擴張呢？
土地所有人按照他自己的生產能力計算出他的土地可以容鈉多少勞動者，就把土地分成多少部分，並且說：“每個人都得給我收益。”如果想增加他的收入，他隻要把土地一分就行了。他不是根據自己的勞動來計算應得的利息，而是按照他的資本來加以估計；通過這個偷天換日的手法，原來在它主人手中永遠隻能產生一的同樣一塊地產，現在對他來說就值了十、一百、一千、一百萬。從此，他隻要準備把那些向他申請的勞動者的姓名登記下來就行了；他的工作變為草擬租地契約和開出收據。
土地所有人還不滿足於這種輕鬆的職責，他甚至還不打算負擔那筆由他的懶惰所產生的虧損；他把虧損轉嫁到生產者的身上，他永遠向生產者需索同樣的酬報。一塊土地的租金一旦提高到它的最高點，土地所有人就永遠不再把它降低；生活必需品的昂貴，人手的缺乏，季節的荒歉，甚至可怕的瘟疫，對他都不發生影響：他既然不參加勞動，年成的好壞與他何幹？這裏開始一係列新的現象。
每當薩伊攻擊捐稅的時候，他的推論是非常精采的，但他永遠不願了解土地所有人對於佃戶幹著和征稅人員相同的剝奪行為，他在給馬爾薩斯的第二封信中說道：“如果捐稅征收人員和他的上級消費產品的六分之一，他們因此就強製那些生產者最後用他們所生產出來的產品的六分之五來供應他們自己的衣食方麵的需要。人們對此表示同意，但同時說每個人用他所生產出來的產品的六分之五來生活是可能的。如果人們一定要我同意的話，我也可以表示同意；但是我要請教，如果人們向生產者索取的不是六分之一，而是六分之二或三分之一的產品，他們是否以為生產者的生活還是照樣可以過得很好呢？不能，但是他還會活下去的。那麼我要問，如果有人奪去他的三分之二……後來是四分之三的話，他是不是還能活下去呢？但是我得不到任何答複。”
如果這位法國經濟學家的大師不為他對於所有權的偏見所蒙蔽，他就會看到這恰好就是地租所造成的同樣的後果。
假定一戶六口人的農民家庭，父母和四個兒女，依靠他們耕種的一小塊土地在農村過活。假定他們依靠辛勤的勞動能像人們所說的那樣勉強收支兩抵；假定他們在照管住宿、烤火、穿衣、吃飯之後不致負債，但也一點沒有積蓄。好年成和壞年成通扯著應付，他們總算能夠活下去：年成好的時候：做父親的可以多喝兩杯酒，兩個女兒添置一件褂子，兒子們買頂帽子；可以少許吃點幹酪，有時可以吃點肉。但我以為這些人即將瀕於破產和陷於絕境。
因為，按照我們的定理的第三項推論來說，他們欠自己一筆款子，即他們自己的那筆資本的利息。如果把這筆資本僅僅估計為八千法郎，按百分之二點五計算，每年就應償付二百法郎的利息。他們沒有把這二百法郎從總產額中提取出來，儲蓄起來，並使它化為資本，他們卻把它消耗了，他們家庭帳冊上的貸方每年就發生二百法郎的虧損，這樣過了四十年，這些毫未有所覺察的善良的人們就會吃光他們的資本，並宣告破產。這個結果好像是笑話，但不幸是一個事實。
征兵的命令來了……什麼是征兵？征兵就是政府對若幹家庭突然采取的一種財產上的行為，一種對人和金錢的掠奪行為。農民不願和他們的兒子分離，在這一點上，我認為他們並沒有什麼過錯。要一個二十歲的青年在兵營中有所得益是困難的；如果他不在那裏腐化墮落，他就會討厭那種生活。你通常可以根據一個士兵對於他的製服的厭惡來判斷他的品性。不幸的可憐蟲或毫無可取的壞蛋，這就是法國軍隊的成分。這個情況是不應有的，但是客觀上存在著。如果你去問十萬個人，你可以相信，沒有一個人會來反駁我的說法。
我們的那位農民為了贖回他那兩個應征入伍的兒子，花了為此而借來的四千法郎，借款的利息按百分之五計算是二百法郎，等於上麵提到的那筆數目。如果到這時為止，那個家庭的經常與它的消費相抵的生產量是一千二百法郎或每人二百法郎，那麼為了償付這筆利息，不是六個勞動者必須生產出七個人那樣多的產品，就是他們必須消費五個人的消費量。減少消費品是辦不到的，他們怎麼能夠減少必需品呢？生產更多的東西是不可能的；他們已經無法再增加勞動的強度和時間了。是不是可以采取折衷的辦法，即消費五個半人的消費量而生產六個半人的生產量呢？他們會立刻感到，肚子是沒有法子跟它商量的；在節省到了某種程度，就不能再減少了；絕對的必需品如果大加縮減就必然會妨礙健康；至於增加產量，則隻要發生一次大冰雹、一次旱災、一次牲畜的病疫，那個農民的希望就會全部粉碎。總之，地租就付不起了，利息高積起來了，那個小小的農場被扣押起來了，原來的占有人被趕走了。
這樣，當一個家庭不去行使它的所有權的時期，它可以過著幸福的生活，到了必須行使這個權利時，它就立刻陷於困境。為了要得到滿足，所有權要求那個農民具有擴大土地並一聲號令就能使土地豐產的雙重能力。當一個人不過是土地的占有人的時候，他覺得土地是維持生活的手段；但一旦他想謀取所有人的權利，這塊土地就不再能夠滿足他的要求了。在他隻能生產出他所需要的消費品時，他所得到的勞動果實是他操勞的報酬：沒有剩下什麼東西可以用來支付那個工具。
被要求付出他所不能生產的東西，這就是土地所有人為了用新式方法剝削勞動者而退出社會生產以後的農民的情況。現在讓我們再來談談我們的第一個假設。
那九百個勞動者本來深信他們未來的產量可以和過去一樣多，因此在清償了他們的地租之後，他們突然發見自己比去年窮了十分之一，就不免大吃一驚。事實上，這十分之一原來是由從事勞動的土地所有人生產出來並交付出來的產品，他去年參加了生產勞動並分擔了公共費用，而如今，這同樣的十分之一卻沒有被生產出來，可是在繳租時卻償付出去了；所以對於生產者來說，必然就短少了這部分的消費量。為了彌補這項不可思議的虧損，那個勞動者就滿懷著可以償還的信心去向人借款；但到了明年，一筆新的借款加上第一次借款的利息使他的信心發生動搖。他是向誰去借貸的呢？向土地所有人。土地所有人借給勞動者的錢就是他浮收勞動者的；這筆他本應歸還的多收的款項卻在帶有利息的貸款的形式下又給他增添了利益。債款無限地增加著，土地所有人貸款給那永遠不能清償的勞動者，而後者則由於經常遭到掠奪，經常向強盜借錢，結果他的一切財物都被人騙走，不得不宣告破產。
假如在這個時候，土地所有人需要佃戶來向他提供收入，因而免除這個勞動者的債務；他就算做了一次善舉，傳教士先生因此還會在講道時備加讚揚；同時那個被這種慷慨的慈善行為所感動的可憐的佃戶在學習教義時學會了給他的恩人祈禱，決心加倍努力和忍受新的艱苦，來報答這樣一個值得尊敬的主人。
這次他采取一些預防的措施；他提高穀物的價格。工業生產者也就照樣提高他的產品的價格。反應發生了，經過一些波動之後，佃戶以為已經轉嫁到工業生產者身上去的那筆地租，差不多就拉平了。可是，在他自慶勝利的時候，卻發現自己仍然窮困，不過程度比從前稍為好一點。因為生活的高漲是一般性的，土地所有人也受到了影響；所以勞動者不是比以前窮了十分之一，而隻是損失百分之九。但是為了清償這一筆債，必須永遠借貸，必須永遠償付利息，厲行節衣縮食。為了那筆原來不應該償付而償付了的百分之九而束緊褲帶；為了償還債務而束緊褲帶；為了債款的利息而束緊褲帶；如果收成無著的話，那麼束緊褲帶就變成挨餓了。有人說，必須從事更多的勞動。但是首先，過度的勞動和不吃東西一樣會致人於死命的；如果兩者同時交加，將發生什麼後果呢？——必須從事更多的勞動；這顯然意味著必須生產得更多。生產是在哪些條件下進行的呢？通過勞動、資本和土地的配合作用而進行的。關於勞動，那是由佃農負責提供的；但是資本隻能通過儲蓄來形成。可是，如果佃農能夠積蓄一些錢的話，他就得償付他的債務。最後，就算佃農擁有資本，如果他所耕種的土地麵積永遠不變，這於他又有什麼用處呢？他需要擴大他的耕地。
最後，也許有人要說：他應該更加努力和更加有效地進行勞動吧？但是地租是根據產量的可能有的最高平均數來計算的；如果不是最高的話，土地所有人就會增加地租。那些大土地所有人不就是這樣隨著人口的增加和工業的發展而逐漸知道社會從他們的土地上能得到多少財富，因而屢次增加他們租地契約中的租金的嗎？土地所有人是處於社會活動以外的；但是他像兩隻眼睛盯著它要攫取的目的物的鷹隼那樣，準備隨時撲上去把它吞噬掉。
我們在一個擁有一千人口的社會中所觀察到的現象，在每一個國家和有人類居住的地方大規模地發生著，但其變化無窮，形式很多，我不打算細加描述。
總之，所有權通過高利貸把勞動者掠奪得精光之後慢慢地用饑餓來殺死他。如果沒有掠奪和殺害，所有權就不能存在；但既有掠奪和殺害，所有權不久便將因缺乏支持者而告滅亡：所以它是不可能存在的。
我們在內倫敦的第五個論題也是：所有權是不能存在的，因為如果它存在，社會就將自趨滅亡。
當驢子馱得過多時，它就會倒下去；人卻永遠是勇往直前的。土地所有人十分了解有這種百折不回的勇氣存在著，因而他把自己的投機的希望寄托在這種勇氣上麵。自由的勞動者生產了十；土地所有人卻在想：“為了我，他可以生產十二。”
事實上，在接受沒收他的田地的處分以前，我剛才陳述其身世的那個農民在離開他的家鄉的前夕，試行了一次拚命的努力；他租了一些新的田地。他多種了三分之一的土地，把新的產品的一半留歸自用，他額外多收獲了六分之一，用以償付地租。多少辛苦啊！要想在他的產量上增加六分之一，那個農民所必須增加的勞動不是六分之一而是六分之二。他就是以這個代價償付一筆在上帝麵前他不應支付的地租。
那個佃農的做法，工業生產者也隨後照著去嚐試：前者是耕種更多的土地並剝奪他的鄰居，後者則降低他貨物的價格，努力設法把生產和銷售壟斷起來，壓倒他的競爭者。為了滿足所有權的要求，勞動者不得不首先生產出超過他所需要的東西；然後他必須超過他的力量來進行生產；因為由於那些變成土地所有人的勞動者的退出生產、上述的兩種情形永遠是彼此互為因果的。但是，如果要超過自己的力量和需要進行生產，他就必須侵犯別人的生產工作，因而也就必須減少產額。因此，土地所有人在脫離生產而使生產降低之後，他還由於鼓勵勞動的壟斷而進一步使生產降低。讓我們計算一下吧。
勞動者在償付地租之後所感到的虧損，像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是十分之一，這就是他要設法在生產中增加的數量。除了增加他的勞動，他看不出有別的辦法可以做到這一點；這他也做了。土地所有人因為沒有得到全部地租而表現出來的不滿情緒，其他一些被土地所有人認為比較勤快、比較努力、比較可靠的佃農所提出的有利條件和諾言，一些秘密的策劃和陰謀，——所有這些引起了重新分工和減少某一部分生產者的運動。在九百個勞動者之中，有九十個將遭到排斥，為的是可以在別人的生產上增加十分之一。但是生產總額是否會有所增加呢？一點也沒有：如上所述，將有八百一十個勞動者像九百個人那樣進行生產，但他們要使生產有所增加，應該像一千個人那樣進行生產。現在，我們既然已經證明，地租是和土地資本而不是和勞動成比例的，並且地租永遠不會減少，因此，盡管勞動已經增加，債務卻一定還像過去那樣繼續存在。於是，我們在這裏就有了這樣一個社會，它不斷耗損下去，並且繼續在耗損著：如果沒有倒閉、破產、經濟和政治上的災難周期性地恢複平衡，並分散人們對於那種使大眾苦痛的真正原因的注意力，社會就會毀滅。
繼資本和土地的壟斷而來的是經濟上的措施，這些措施又造成一些數量的勞動者失業的現象。利息是農民和企業家的肩膀上的重擔，他們各自在思忖著：如果我無須付這麼許多人的工資，我就有辦法償付我的地租和利息了。於是那些用來使勞動變得既方便而又迅速的美妙的發明創造，就變成了殺害成千上萬勞動者的這麼許多可怕的機器。
“幾年以前，斯特拉福德伯爵夫人從她的莊園上趕走了一萬五千個人，他們都是一些曾使土地增加價值的佃農。這樣的管理私人財產的行為在1820年又由一個蘇格蘭的大地主對六百戶的佃農實行了一次。”（狄索①：《論自殺的風氣和反叛精神》。）①克勞德·約瑟夫·狄索（1801—1876），哲學教授，後來是第戎文學院院長，曾參加貝桑鬆學院以《星期日的宗教儀式》為題而舉行的征文競賽。蒲魯東雖然並不完全同意他的觀點，但是和他保持著通信上的關係；蒲魯東就是通過他的譯本而對幾位德國哲學家有所了解的。狄索是1840年在第戎和巴黎出版的八開本的《哲學簡史》的作者，從1835到1839年，他發表了幾部康德著作的譯本。在1841年，他發表了《論自殺的風氣和反叛精神；它們的原因和救藥》。——原編者。
我所引證的那位曾在使現代社會動蕩不安的反叛精神問題上寫出雄辯文章的作家，沒有說明他是否反對由這些被放逐的人所發起的暴動。至於我，我敢大聲地聲明，這種反叛的行為在我看來本是首要的權利和最神聖的義務；今天我期望的就是我的信心的表白能夠為人所了解。
社會自趨毀滅：1．由於周期性地用暴力犧牲勞動者；這是我們剛才看到的並且將來還會看到的；2．由於所有權對生產者的消費量所作的部分扣除。這兩種自殺的方式起先是同時發生的；但不久之後，第一種就從第二種那裏得到了新的力量，與高利貸連在一起的饑荒使勞動變得更加必要和更加稀少。
按照商業和政治經濟學原理，要使一個工業企業順利發展，它的產品必須能供應：1．所用資本的利息；2．這筆資金的維持費；3．全部職工和承包人的工資的總額。此外，還必須實現盡量多的利潤。
所有權的金融上的精明和貪得無厭是值得稱道的。收益所采用的每一種不同的名稱，都使所有人有機會取得收益：1．以利息的形式；2．以利潤的形式。因為，它說，資本的利息是生產墊款的一部分。如果在一個工廠中投資十萬法郎，如果在提取開支之後在本年度內得到了五千法郎，人們就並沒有得到利潤，隻是得到了資本的利息。要知道，所有人並不是無條件工作的。像寓言裏的獅子一樣，他根據他的每一種資格去取得報酬，以致在他得到了滿足之後，就沒有什麼東西留給他的夥伴了。
我讀過的任何寓言沒有比這更美的了。我是承包人，我拿第一份。（Egoprimamtollo，nominorquialeo．）我是勞動者，我拿第二份。（Secundamquiasumfortistribuetismihi．）我是資本家，我拿第三份。（Tumquiaplusvaleo，mesequeturtertia．）一切都歸我，我是所有人。（Maloadficietur，siquisquartamtetigerit．）費德爾①用四句詩概括地說明了所有權的一切形式。①費德爾，公元一世紀初期的古羅馬寓言詩人。——譯者。
我說，這個利息，更不用說這個利潤，是不能存在的。就相互的關係來說，勞動者是什麼身分呢？是一個廣大的生產社會的各種不同的成員；按照分工和分職的原則，他們每個人各自負擔著全部生產過程中的某一部分。首先，讓我們假定這個社會隻是由三個人組成的：一個是牲畜飼養者，一個是製革匠，一個是製鞋匠。社會的工業是製鞋。如果我問，在這社會產品中每個生產者可以得到怎樣的一份，每一個小學生都會答複我說，根據商業或合夥關係的法則，每個生產者的份額是產品的三分之一。但是，在這裏，問題不在於平衡那些用協議方式結合起來的勞動者的權利：我們必須證明，我們這三個生產者不問其是否合夥，都不得不像合夥人那樣進行活動；不論他們願意與否，他們被事物的自然之理和數學的必然性結合在一起了。
製造皮鞋需要三種過程：牲畜的飼養、皮革的硝製、剪裁和縫紉。如果從農民的廄舍中生產出來的皮革的價值是一，從製革匠的硝桶中出來的皮革的價值就是二，它從鞋鋪裏出來的時候價值就等於三。每個生產者都生產了一部分效用；所以把各種效用加起來我們就得到產品的價值。要想得到這種產品的任何一個數量，每一個生產者就必須首先償付他自己的勞動，其次是償付其餘兩個生產者的勞動。這樣，如果要得到由十張皮革製成的鞋子，農民就要付出三十張生皮，製革匠則須付出二十張硝好的皮革。因為用十張皮革做成的鞋子的價值由於經過了兩道接連的操作過程就等於三十張生皮的價值，同樣，二十張硝好的熟皮的價值也就等於三十張生皮的價值。但是，如果製鞋匠在交付他用十張熟皮做成的鞋子時，向農民要求三十三張生皮，向製革匠要求二十二張硝好的熟皮，交易就不會發生；因為，這樣做的後果是，農民和製革匠在償付了製鞋匠用十張皮革做成的鞋子的勞動之後，他們就不得不用十一張皮革買回他們自己所提供的十張皮革的勞動，這當然是不可能的。
可是，每當一個工業家獲得任何種類的利益時，無論那種利益叫做所得、地租、利息或利潤，就發生上述那種不可能的情況。在我們所說的那個小型社會中，如果製鞋匠為了要購置他業務上所需要的工具、為了要買進皮料並且為了要支付他在收回投資以前一段時間內的生活費用而借進附有利息的款項，那就很明顯，他為了償付這筆利息，不得不從製革匠和農民那裏獲取利潤；但由於這個利潤不用詐欺手段是不能到手的，那筆利息就會重新落到這個不幸的鞋匠身上，使他破產。
我采用了一個想像中的、簡化得出乎常理的情況作為例子：決不會有縮減到隻有三種職業的人類社會。最不文明的社會也包含為數眾多的工業；今天，工業方麵的職務（我所說的工業方麵的職務是指一切有用的職務而說的）的數目也許超過一千種。但是無論職業有多少，經濟定律始終是相同的：要使生產者能夠維持生活，就必須使他的工資能夠買回他的產品。
那些經濟學家不能不知道他們所謂科學的這個基本的原則；那麼，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固執地保衛所有權、工資的不平等和高利貸的合法性以及利潤的公正性呢？這一切事項都是違背那個經濟定律並使交易成為不可能的。一個企業家用十萬法郎買原料，五萬法郎付工資，然後希望從產品中取得二十萬法郎的代價，即希望在原料上和雇員的勞力上獲取利潤；但如果原料的供應者和工人用他們加在一起的工資不能買回他們為企業家所生產的產品，那麼他們怎能維持生活呢？我將闡述我的問題；在這裏，詳加討論是必要的。
如果工人每天用他的勞動可以得到三法郎的平均工資，如果他的雇主想要在他的薪金之外獲得一些利益，即使僅僅是資本的利息的話，那麼他在把他的工人的勞動日以商品的形式出賣時，必須從中得到超過三法郎的價值。因此工人就無法買回他給他的雇主所生產的東西。在各行各業都毫無例外地發生著這樣的情況：裁縫、製帽工人、木匠、鐵匠、製革匠、瓦匠、首飾匠、印刷工人、跑街等等，甚至農民和種葡萄園的都不能買回他們的產品，因為在給一個在某種形式下謀得利潤的雇主做工時，他們為了他們自己的勞動必須支出比人們所付給他們的更為昂貴的代價。
在法國，有兩千萬勞動者分布在科學、藝術和工業的一切部門，他們生產一切有益於人生的東西；他們每年的工資總額假定為二百億；但是由於所有權以及多種多樣的收益金：傭金、什一稅、利息、罰款、利潤、地租、房租、財產收入、各種各樣的利得，他們的產品被所有人和雇主作價為二百五十億。這說明什麼呢？這就是說，那些為了生活而不得不買回這些產品的勞動人民，必須用五個法郎來償付他們以四個法郎的代價所生產出來的產品，或者每五天中必須有一天挨餓。
如果在法國，有一個經濟學家能夠證明這個算法是錯誤的話，我正式請他說出他的姓名來，我可以答應收回我在攻擊所有權時所錯誤地和惡意地發表的一切言論。
現在讓我們看看這種利潤的後果。如果在各行各業中工人的工資是相同的話，那麼到處都會同樣地感覺到所有人的征收所造成的虧損；但是禍害的原因也就會變得十分明顯，以致立刻被覺察出來並被製止。但是，由於從清道夫的工資起直到大臣的薪俸為止，存在著與財產同樣的不平等情況，掠奪行為就不斷地從強者影響到弱者，因而勞動者在社會等級中所處的地位愈低，所受到的困苦就愈甚，階層最低的人民簡直就被其他階層的人剝奪得精光，活生生地被吞食掉。
勞動人民既不能購買他們紡織的布匹，又不能購買他們造成的家真，也不能購買他們鑄成的金屬，也不能購買他們琢磨的寶石，也不能購買他們印刻的版畫。他們既不能得到他們播種的小麥和他們釀製的酒，又不能得到他們豢養的牲畜的肉類。他們既不準住進他們所建築的房屋，又不準欣賞他們張羅好的戲劇，也得不到他們身體迫切需要的休息。這是為什麼呢？因為收益權不讓這些東西按照工人有能力支付的成本價格出售。在他們困於貧窮的情況下所讚歎的那些富麗堂皇的百貨商店的招牌上，他們看見用大字寫著：“這是你的作品，但不準你占有。”你們都是為人作嫁（Sicvosnonvobis）！
每個雇用一千個工人並在他們各人身上每天獲得一蘇利潤的工廠主正在慢慢地迫使他們陷入窮困的境地；所有分得利潤的人都和饑饉串通一氣。但是人民甚至還並不擁有所有權賴以使他們挨餓的勞動，這又是為什麼呢？因為不夠用的工資迫使人民搶著去勞動，並在被饑荒消滅之前由於競爭而互相消滅。我們大可不必再來探究這個真理了。
如果工人的工資買不到他的產品，那就可以說這個產品不是為生產者而生產的了。那麼它是預備給誰的呢？預備給較為富有的消費者，也就是說，僅僅是預備給社會中的一部分人的。但是當全社會都從事勞動的時候，它是為了整個社會而生產的；所以，如果社會中隻有一部分消費，社會上遲早就有一部分人無所事事。要知道無所事事就是死亡，對於勞動者是這樣，對於所有人也是這樣。這是必然得出的結論。
所能想像得到的最悲慘的局麵，就是眼看著生產者對這個數學上的必然性進行抵抗和鬥爭，對他們的偏見使他們覺察不到的這個數字的威力進行抵抗和鬥爭。
如果十萬印刷工人能夠提供滿足三千四百萬人的需要的讀物，如果書價很高，隻有三分之一的人買得起書，那麼顯而易見，這十萬個印刷工人所生產的書籍將是書店所能銷售的數量的三倍。如果要使這些工人的產品永遠不超過消費者的需要，就必須或者每三天休息兩天，或者在每星期、每個月或每一季度中，他們之間的三分之二停止工作，這就是說他們一生中有三分之二的時間是無法維持生活的。但是在私有製的影響下，工業是並不這樣有規則地進行生產的：它力求生產得多、生產得快，因為產品的數量愈大，生產的時間愈短，每件產品的成本就愈低。每當一種需要開始被感覺到的時候，工廠立即就充滿了人，大家都去工作；這時，商業就活躍起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皆大歡喜。但人們今天工作得愈多，將來停工就愈多；人們現在笑得愈歡，將來哭得愈悲。在私有製的統治下，工業的花朵隻能用來編紮送殯的花圈。從事勞動的工人在自掘墳墓。
當工廠停工時，工廠主還必須繼續對他的資本付出利息。在這個時候，他自然力求以減低開支的辦法維持他的生產事業。於是就發生減低工資、采用機器、雇用童工和女工來做男工的工作、工人不熟練、產品質量降低等等的現象。人們還是進行生產，因為生產費用的減少可以擴大銷售的範圍；但是生產不能長久進行下去，因為成本的減輕既然是以生產數量和速度為基礎的，生產的能力就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朝著超過消費量的方向發展。當那些憑工資收入尚不足以維持每天生計的勞動者被迫失業時，私有製這個原則所造成的後果就變得極為可怕：在那個時候，勞動者沒有絲毫節餘，沒有一點儲蓄，也沒有可以使他們多活一天的積累起來的小額本錢。今天工廠停閉，明天人們隻能在街頭挨餓；後天不是在收容所中死亡就是在監獄中吃牢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