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李特列（法國十九世紀有名的大字典的編者）把Ordon這個詞專門作為關於冶煉和捕魚方麵的用語，它的字源不可考。可以猜想這是當地的一個農業名詞，它是適用於刈草人和堆集幹草人的那種有次序的工作的。——原編者
但是人隻有經過多次的觀察和實驗才會熟練。所以他從事思考，因為觀察和實驗就是思考；他從事推理，因為他不得不從事推理。在思考時，他會產生錯覺；在推理時，他會發生錯誤，並且他自以為是正確的，因而固執己見。他抱住自己的見解不放；他尊重自己而輕視別人。因此他使自己陷於孤立；這是因為，他要服從多數人的意見，就必須拋棄自己的意誌和理論，即否認他自己，而這是不可能的。這種孤立狀態、這種精神上的自私、這種意見上的個人主義，在真理還沒有通過觀察和實驗而得到說明的期間，始終是存在著的。
我們最後再作一個譬喻，可以使這些事實變得更加明顯。
如果突然之間，在一個蜂群的盲目的但又是輻輳而協調的本能上增加了思考和推理的能力，那麼這個小社會就不能存在下去了。首先，蜜蜂就不會不嚐試采用某種新的工業方法，例如把它們的小蜂窩造成圓形或方形的。各種的體係和發明都會盛行起來，直到一個長期的實踐借助於一種高明的幾何學證明了六角形是最有利的形狀為止。後來就會發生叛亂。蜂群會要求公蜂自食其力，要求蜂後從事勞動；在那些雌性的工蜂之間會產生妒嫉，會突然發生傾軋，不久每個蜜蜂都會要求為它自己生產，蜂房將終於被拋棄，那些蜜蜂都將死亡。禍害像一條躲在花朵下麵的蛇似的，通過那種甚至應該被當作它們的榮譽的能力、即思考力而潛入到釀蜜的共和國中去的。
所以，道德上的禍害，或者在我們所舉的這個例子中是社會上的混亂，可以很自然地由我們的思考能力得到解釋。產生貧困、犯罪、叛亂和戰爭的原因是地位的不平等；而地位的不平等則是所有權的產物，它是由自私產生的，它是個人的見解產生的，它是理智的專製統治的直接後果。人在孩童時期既不是犯罪的也不是野蠻的，而隻是無知和缺乏經驗罷了。人具有一些受他的理解力控製的不易就範的本能；起初，他思考得不多並且不善於推理；後來他吃一塹長一智，逐漸糾正他的觀念並使理智趨於成熟。首先，野蠻人為了一件微不足道的東西而犧牲他的一切，後來覺得懊悔並且哭泣；以掃把他的長子權換取一盤小豆，後來又想毀約；文明工人在不穩定的情況下從事勞動，不斷地要求增加工資，因為他和他的雇主都不懂得，在缺乏平等的條件下，無論工資怎樣高也永遠是不夠的。還有，拿伯為了保衛他的產業而丟了性命；伽圖為了不做奴隸而切腹自殺；蘇格拉底為了保衛思想自由而喝下毒酒；1789年的第三等級要求歸還它的自由；不久人民將要求工資平等和生產手段的平均分配。
人生來就是愛好社會生活的，這就是說他在他所有的關係中都追求平等和正義，但是他又愛好獨立和讚揚。同時滿足這些不同欲望的困難成為意誌的專橫及其後果——據為私有——的首要原因。另一方麵，人不斷地需要交換他的產品；他因為無法比較種類不同的價值，就滿足於按照他的熱情和一時的好惡作出約略的估計；因此他就進行一種不誠實的交易，這種交易的結果永遠是豪富和赤貧的對立。所以人類所蒙受的最大的禍害起源於他的社會性的濫用，起源於人類對它感到非常自豪但在加以應用時卻如此愚蠢無知的正義。正義的實踐是一種科學，這種科學一旦被發見和傳播之後，會使我們了解我們的權利和義務，從而遲早會結束社會的紊亂狀態。
這種對於我們本能的漸進而痛苦的教育，我們自發的感覺這種遲緩地和覺察不到地轉變為經過思考的認識的過程，在身上是根本看不到的，它們的本能是固定的，是永遠不會進步的。
按照曾把動物的本能和智慧很清楚地區分開來的弗雷德裏克·居維埃的說法，“本能像感覺、暴躁或智慧那樣，是一種天然的和固有的力量。狼和狐狸能夠認識它們跌落進去過的陷阱並且懂得躲避它們；狗和馬甚至能懂得我們語言中的若幹詞句的意義並能聽從我們；它們由此表示出它們的智慧。狗會把它吃剩的食物掩藏起來；蜜蜂會構築它的蜂窩；鳥會做巢；它們這樣做完全是出於本能。甚至人也有本能，剛剛出生的嬰孩就知道吸吮奶頭，這是出於一種特殊的本能。但是在人的方麵，差不多一切都是通過智慧來做的，對他來說智慧代替了本能。至於，則情況恰恰相反，它們所賦有的本能是智慧的補充”（弗魯倫：《弗雷德裏克·居維埃的觀察結果的撮要分析》）。
“人們隻有承認在它們的感覺中樞裏具有一些物象或先天的和恒久的感覺，才能對本能得到一個明確的概念；這些物象和感覺可以像普通的和偶然的知覺通常所起的作用那樣，使進行活動。這是一種永遠追隨著它們的夢境或幻象；在與本能有關的一切事情中，人們可以把它們看作是夢遊病者”（弗雷德裏克·居維埃：《動物界導論》）。
所以，雖然在程度上有所不同，智慧和本能是人和所共有的，那麼使人與眾不同的是什麼呢？按照居維埃的說法，這就是思考或通過自我檢查從理智上考察我們自己的後天變異的能力。
這句話說得不夠清楚，需要解釋。
如果我們承認具有智慧，我們就必須在某種程度上承認它們具有思考能力；這是因為，如果沒有思考能力，智慧是不能存在的，正如居維埃自己用無數實例證明過的那樣。但是我們必須注意，這位博學的觀察家把那種使我們異於的思考能力說成是考察我們自己的後天變異的能力。這一點，我將通過盡力闡明這位博物學者兼哲學家的警句的辦法來試圖加以說明。
所獲得的智慧永遠不能改變它們依照本能而作出的行動；這種智慧甚至隻是為了應付那些可能打亂它們的行動的意外事故而獲得的。相反地，在人的方麵，本能的行動不斷地變成審思熟慮的行動。因此，人在本能上是愛好社會生活的，並且他每天通過推理和選擇變得格外愛好社會生活了。起初，他依靠本能創造了他的語言①，他由於靈感而成了詩人；今天他使語法成為一種科學，使詩歌成為一種藝術。他對上帝和來世的看法是自發的、出於本能的，他用以表達這個看法的方法又是荒謬的、奇形怪狀的、優雅的、令人感到安慰的或可怕的。十八世紀輕薄的反宗教情緒所譏笑的這一切不同的信仰，是宗教感情的表達方式。總有一天，人將向自己解釋他所信仰的上帝的德性是什麼，他內心所向往的另一個世界的本性是什麼。
①語言的根源的問題已因弗雷德裏克·居維埃關於本能和智慧所作出的區別而得到了解決。語言並不是一種事先經過思考的、任意采用的或相因成俗的手段；它既不是上帝傳授我們的，也不是上帝給我們啟示的。語言是人的一種不經思考而出於本能的創造，如同蜂房是蜜蜂出於本能的和無意識的創造一樣。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可以說語言不是人的作品，因為它不是他的理智的作品。而且，當語言的結構不被認為是反省的結果時，它就顯得愈加值得歎賞和愈加巧妙。這是語言學所觀察到的最稀奇和最無可爭辯的事實之一。在其他的一般著作中，可以參考貝爾格曼於1839年在斯特拉斯堡發表的一篇拉丁文論文[1]；在這篇論文中，這位博學的作者說明了語音的根源是如何從感覺中產生出來的；語言是如何經過三個連續的階段發展的；為什麼生來就具有創造語言本能的人類在其理智發展的過程中會逐漸喪失這種本能；最後他還說明了語言學是一門真正的博物學，一門科學。如今法國擁有幾位第一流的語言學家，他們具有稀有的才幹和深刻的哲學的眼光：他們是一些謙虛的博學者，差不多是在公眾的不知不覺中發展那門科學的，並且他們埋頭於被人輕視的學問的研究，好像他們想要逃避公眾讚賞的願望同別人想要追求這些讚賞的願望同樣殷切。
[1]貝爾格曼，1812年2月9日出生於斯特拉斯堡，他是語言學家，蒲魯東青年時代的朋友。1838年，他曾向斯特拉斯堡大學文學院提出了他的博士論文：《詩學和語根的量及其本質的理論》。參閱附件中1840年7月22日那封信的末段。——原編者
人輕視他根據本能做出的一切事情；或者，如果他加以讚歎的話，他是把它當作神的作品而不是把它當作自己的作品的。這就說明了早期的發明家其名不彰的原因，也說明了我們何以對宗教問題漠不關心以及宗教儀式何以有那麼多可笑的項目。人隻重視思考和推理的產物。在他的心目中，本能的最值得欽佩的產品不過是一些僥幸的意外收獲；他把由智慧得來的東西叫作發現——我過去幾乎把它說成是創造。本能是情欲和熱情的根源；造成罪行和德行的是智慧。
人在發展他的智慧時，不僅利用了他自己的觀察結果，還利用了別人的觀察結果；他把自己的經驗記下來並保存著紀錄，所以個人和人類的智慧都逐漸進步。並不傳播它們的知識；個別積累的經驗隨著它的死亡而消失。
所以，如果我們不把思考理解為我們的本能之變成智慧的經常傾向，那麼光說我們靠思考而與有別是不夠的。當人受本能支配的期間，他並不意識到他的行動。如果像一樣，本能是人的唯一指導力量，那麼他就永遠不會欺騙自己，也不會由於錯誤、流弊和紛擾而感到煩惱。但是造物主賦與了我們思考的能力，為的是使我們的本能可以變成智慧；並且，既然這種思考以及由此得來的知識經曆若幹不同的階段，所以在開頭的時候，我們的本能不是聽從思考的指導，而是同它相對立；因此我們的思考能力使我們作出違反我們的本性和目的的活動；我們在欺騙自己的時候，我們做出壞事並因而受苦，直到指導我們向善的本能和使我們陷於邪惡的思考被善惡的科學所代替為止；這門科學永遠使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趨善避惡。
所以，惡或錯誤及其後果，是兩種對立的能力——本能和思考——相結合後的第一個產物；善或真理則必然是第二個產物。或者，再用譬喻的說法，我們還可以說，惡是兩種對立能力相互私通而產生的產物；善則遲早將是它們兩者神聖地和神秘地結合後誕生的婚生子。
由推理能力產生的所有權是躲在比較後麵實行自衛的。但是，正如思考和推理是後於自發性、觀察是後於感覺、經驗是後於本能而發生的那樣，私有製也是後於共產製而發生的。共產製，或一種簡單形式的聯合，是社會性的必然的目標和最初的願望，而自發運動是通過它而表現出來並建立起來的。這是人類文明的最初階段。在社會的這種狀態下，即法學家稱為消極的共產製的狀態下，人和人互相接近，分享土地的果實、牲畜的乳和肉。隻要人不從事生產，這種共產製就是消極的，它通過勞動和生產的發展而漸漸地變成積極的和有組織的。但是就在這個時候，思想自主的觀念以及合理地或不合理地進行推理的可怕能力使人懂得：如果平等是社會的必要條件，共產製就是最初的一種奴隸製。
如果用黑格爾的公式來說明這個思想，我就要說：
共產製——社會性的最初表現——是社會發展的第一項，即正題；與共產製相反的私有製是第二項，即反題。當我們已經發現第三項、即合題時，我們就可以得到所要求的解答。要知道，這個合題必然是從用反題來糾正正題的過程中產生出來的，所以必須通過最後一次對於它們兩者的特點的研究，來消滅那些與社會性相抵觸的特征。兩個剩餘部分的結合將給予我們人類聯合的真正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