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為了影響人們，你們曾經打動人們的自尊心，——如果，為了改變組織和法律，你們曾經使自己處於組織和法律的範圍之內，那麼你們本該得到多大的成就！據說，五萬條法律構成我們政治上和民事上的那些法典。在這五萬條的法律中，兩萬五千條是保障你們的，兩萬五千條是反對你們的。豈不是顯而易見，你們的責任是用前者去反抗後者，從而利用矛盾的論證使特權陷於絕境嗎？這種行動方法既然是唯一合乎道德的和合乎理性的方法，也就是今後唯一有效的方法。
就我來說，雖然我不想在未來的共和國起領導作用，但如果我能引起我由於出生和偏愛而深感眷戀的祖國的注意，我將指導勞動大眾通過規章製度和法律訴訟去征服所有權，到社會的最上層的等級中去尋找幫凶和同謀者，並利用一切特權階級所共有的對於權力和聲名的欲望而使他們複滅。呼籲改革選舉的請願書已經得到二十萬人簽名，那位有名的阿拉哥預告我們會有一百萬人簽名。當然，那將是很好的收獲；但是，從這一百萬個既願意投票讚成平等又願意投票讚成皇帝的公民中，我們能不能挑選一萬個簽名——我指的是忠誠的簽名呢？這些簽名的人要能夠閱讀、寫字、書寫阿拉伯數字，甚至還能稍稍思考的，並且我們在文字和口頭上對他們作適當的解釋之後，可以請他們在下麵這樣的請願書上簽名：
“致內政部大臣閣下：——
“大臣先生，——當國王宣布創辦模範國營工廠的敕令在《通報》上披露的那一天，下列為數一萬的簽名人都願前往杜伊勒裏王宮，並在那裏用他們肺部的全部力量，高呼‘路易－菲力浦萬歲！’
“在《通報》告知公眾這個請願書遭到拒絕的那一天，下列為數一萬的簽名人將在他們的內心悄悄地說，‘打倒路易－菲力浦！’”
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這樣的請願書會產生一些效果的。①因人民的歡呼而感到的愉快將是值得犧牲幾百萬法郎的。他們之所以不孚眾望，是頗有淵源的！所以，如果這個民族，在恢複了它的1830年的希望之後，覺得有責任來遵守它的諾言，——它是會遵守的，因為這個民族所說的話，像上帝的話一樣，是神聖的，——我說，如果這個民族用這一行動和那具有愛國心的君主政體達成和解，從而把它的歡呼和誓願帶到王座跟前，並且在那莊嚴的時刻推舉我去以它的名義發言，那麼下麵就是我發言的內容：——
①人們不斷地說，選舉的改革不是目的，而是手段。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目的是什麼呢？為什麼不對它的目標提供一個毫不含糊的解釋呢？如果人民事先不知道他們選舉代表的宗旨以及他們委托給那些代表的任務的目標，他們怎能選擇自己的代表呢？
但是，據說，那些被人民選舉出來的人的工作本身就是去找出改革的目標。
這是一種詭辯。什麼東西會阻礙那些將來可能當選的人首先去尋求這個目標，然後，在他們找到以後，又使他們不能讓人民知道這個目標呢？改革家們說得好，如果改革選舉的目標仍然是很不明確的話，那麼這種改革不過是把權力從一些小暴君的手中移轉到另外一些暴君手中的手段。我們已經知道，一個民族由於貿然相信它隻是在遵從它自己的法律，可能受到怎樣的壓迫。在一切國家中，普選的曆史就是自由權被群眾和在群眾的名義下受到限製的曆史。
還有，如果選舉改革在其目前形式下是合理的、可以行得通的、可以為純潔的良心和正直的思想所接受的話，那麼支持它的人即使對它的目標是無知的，或許還是可以原諒的。但是，不；那個請願書的原文什麼也沒有確定，沒有作出任何區別，也不要求條件和保證；它確定了沒有義務的權利。“每一個法國人是選舉人和公職候選人。”好像就是說：“每一把刺刀都是有智慧的，每一個野蠻人都是文明的，每一個奴隸都是自由的。”以它空泛的概論來說，那個改革的請願書是抽象概念中最薄弱的，或者可以說是最高形式的政治背叛。因此，開明的愛國者們彼此互不信任和互相輕視。當今最激進的作家，——他的經濟學說和社會學說都無可比擬地是最先進的，——勒魯先生采取了反對普選和民主政府的大膽立場，並且寫了一篇批評盧梭的極深刻的文章。這無疑地說明了勒魯先生何以不再成為《國民報》的哲學家的緣由。這個報紙像拿破侖一樣，不喜歡思想家。可是，《國民報》應當懂得，誰反對思想，誰就會被思想所消滅。
“陛下，——這是全國人民願意向您陛下所說的話：
“啊，國王！您知道要贏得公民們的讚揚必須拿出多大的代價。您是否願意我們今後把‘如果我們幫助國王，國王會就會幫助我們’作為我們的口號呢？您是否希望人民高呼‘國王和法蘭西民族’呢？那就拋棄這些貪婪的銀行家、這些愛好爭吵的律師、這些卑鄙的資產階級、這些醜惡的作家、這些可恥的人吧。陛下，所有這些人都恨您，他們不過是因為懼怕我們才繼續支持您。完成我們那些君王的事業吧；掃除貴族和特權吧，征求這些忠實的無產者的和全國的意見吧，隻有他們能夠尊崇一個君王並誠懇地高呼，‘國王萬歲！’。”
先生，其餘我要說的話是專對您個人說的；別人是不會了解我的。我知道您不但是個經濟學家，而且還是一個共和主義者，並且您一想到要向當局提出一個默認路易－菲力浦政府的請願書，您的愛國心就會感到厭惡。“國營工廠！最好能設立這樣的機構，”您想道，“但愛國人士是決不願意從一個貴族政府，也決不願意通過一個國王的恩典而接受它們的。”無疑地，您的舊日的偏見又死灰複燃了，並且您現在隻把我當做一個詭辯家，認為我隨時準備向當權者獻媚，正像隨時準備把平等和博愛的原則推向極端，從而使它們遭到汙辱一樣。
我該同您說些什麼呢？……由於我居然這樣輕率地損害我那些學說的前途，這種歸諸於我的巧妙的詭辯實際上一定是完全無足輕重的事，或者就是我的信念一定是十分堅定，以致剝奪了我的自由意誌。
但是，不必再進一步強調在行政權和人民之間有妥協的必要，據我看來，先生，您在懷疑我的愛國心時，好像在推理上完全沒有定見，您的判斷也好像是極其鹵莽的。先生，您固然表麵上為政府和所有權進行辯護，卻被容許成為一個共和主義者、改革家、傅立葉主義者等等；相反地，當我顯然隻要求在公共經濟方麵稍稍有一點改革時，我就被判定是一個保守分子和當今朝廷的朋友。我不能給自己解說得更清楚了。我十分堅定地相信既成事實和現有政府形式的原理，因此，我認為與其摧毀現存的東西並把過去的事情重新從頭做起，還不如糾正每一件事情而使之合理化。的確，我所建議的那些糾正措施雖然注意形式，最後卻是有助於改變所糾正的事情的本質的。誰能否認這一點呢？但這正就是構成我的維持現狀說的東西。我不和象征、表象或幻象開戰。我尊崇稻草人並屈服於嚇人的東西。一方麵，我要求讓所有權原樣不動，但各種資本的利息必須逐步減低並最後加以廢除。另一方麵，我要求讓憲章保持現狀，但方法必須應用到行政部門和政策中去。就是這一些。可是，在服從現存的一切時，雖然我並不對此感到滿足，我卻力求遵從已經建立起來的秩序，並把屬於凱撒的東西歸還給凱撒。比如說，難道可以認為我喜歡所有權嗎？……很好；我有一些債權人，我每年要忠實地向他們償付一大筆利息，這一事實就證明我自己是一個所有人並對收益權表示敬意。對政治學來說也是一樣。既然我們是一個君主國，我就寧願高呼“國王萬歲”，而不願受到死亡的痛苦；可是這並不能使我不提出要求，全國人民的一定不移的、不可侵犯的、世襲的代表應當和無產者采取一致行動來反對特權階級；總之，國王應當成為激進黨的領袖。這樣一來，我們這些無產者就可以得到一切；並且我確信，以此為代價，路易－菲力浦也許就可以為他的家族獲得共和國的永久的總統的職位。這便是為什麼我要這樣思考的緣故。
如果在法國隻存在著一個重大的、職能上的不平等，而這位公職人員的責任既然是一年到頭在客滿的宮廷中接待學者、藝術家、軍人、議員、監察官等等，那麼顯而易見，他們任上的開支就應該是國家的開支；並且，由於把宮廷的費用轉變為由消費群眾來享受的費用，我所說的那種重大的不平等就會和全國人民構成一個等式。對於這一點，沒有一個經濟學家是需要加以論證的。因此，既然不可能再規定新的不平等，那就不必再害怕宗派、弄臣和親王的采地了。作為國王來說，這位國王就會有一些朋友（從未聽到過的事情），但是不會有家族。如果他的親屬或親戚——直係親屬和其他的血親（Agnatsetcognats）——是愚蠢的，那麼他們對他來說是無足輕重的；並且，除了法定繼承人之外，在任何情況下，甚至在宮廷中，他們也不會比其他的人享受更多的特權。不會再有族閥主義，不會再有偏私，也不會再有卑鄙的行為了。除非是由於職務上的需要或由於特殊榮譽而有此必要，誰也不能到宮中去；既然所有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所有的職務都是同樣地受到尊敬的，所以除了功勳和德行的競賽之外，不會再有別的競賽。我希望法國國王能夠毫無愧色地說，“我的兄弟是園丁，我的嫂子是擠牛奶的，我的兒子是太子，我的兒子是鐵匠。”他的女兒很可以是一個藝術家。這會是美好的，先生：這會是高貴的；除非是一個小醜，誰也不會不理解這一點。
這樣，我已經開始想到，王權的種種形式是可以使其與平等的要求相符合的，並且已經給我的共和主義精神賦有一種君主政體的形式。我已經看出，法國決沒有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多的民主主義者，並且我已經和君主政治妥協了。可是我並不是說，如果法國需要一個共和國的話，我就不能使我自己適應得一樣好，甚或更好些。從本性上，我討厭一切特殊榮譽的標記、十字勳章、金綬帶、製服、禮服、爵位等等，尤其是檢閱儀式。如果我能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那就沒有一個將軍應該和士兵有所區別，也沒有一個法國參議員可以和農民有所區別。為什麼我從來沒有參加過檢閱典禮呢？因為我可以愉快地說，先生，我是國家保安隊的一個兵士；世界上除了這個之外我沒有別的東西了。因為檢閱典禮總是在我所不喜歡的地方舉行的，因為他們派了蠢材來充當我不得不唯命是從的軍官。您知道，——這不是我曆史上最出色的，——雖然我具有保守見解，我的一生是對於共和國的永久的犧牲。
可是，我不知道這種愚直的作風是否能迎合法國人的虛榮心，以及那種使法蘭西民族成為世界上最輕浮的民族的對於榮譽和諂媚的過度的愛好。拉馬丁先生在《對波拿巴的考察》這部巨著中，把法國人叫做布魯土斯之流的民族。我們不過是納爾西蘇斯之流的民族。在1789年以前，我們具有貴族的血統；那時每一個資產階級分子都看不起平民，都希望自己成為貴族。後來，特殊榮譽就以財富為基礎了，資產階級由於羨慕貴族階級並對自己的錢財感到驕傲，便利用1830年來提高有錢的貴族階級而決不是自由的地位。當通過事變的力量和社會的自然規律（對於這些規律的發展，法蘭西提供了充分自由活動的餘地），平等得以在職能上和錢財上建立起來的時候，美男子和美女、學者和藝術家就會組織新的階級。在這高盧族的國土中存在著追求名聲和榮譽的普遍的和固有的欲望。我們必須有一些特殊的榮譽，不論它們是什麼——貴族階級、財富、才幹、美貌或衣著。我疑心阿拉哥和加爾尼埃－巴傑斯先生具有貴族的風度，並且我想像到，我們那些偉大的新聞記者在他們的專欄中固然對人民非常客氣，卻在他們的印刷所裏對排字工人拳打腳踢。
《國民報》在談到卡勒爾時曾說，“這個人我們已經宣告為第一執政！……”君主政治的原則依然盤踞在我們那些民主主義者的心中，他們需要普選是為了使自己成為國王，這難道不是實情麼？既然《國民報》因為比《辯論日報》抱有更確定的見解而感到自豪，我就可以推斷，由於阿爾芒·卡勒爾已經去世，現在該由阿爾芒·馬拉斯特先生當第一執政，加爾尼埃－巴傑斯先生當第二執政了。在無論什麼事情上，議會議員必須對新聞記者讓步。我不談阿拉哥先生，因為我相信，盡管有人誹謗，從學問上說他充任執政是遊刃有餘的。這樣也好。雖然我們擁有執政，我們的地位沒有改變多少。倘使那兩位指定的執政，阿爾芒·馬拉斯特和加爾尼埃－巴傑斯先生，在開始就任時宣誓廢止所有權並決不高傲的話，我準備把我的那一份主權讓給他們。
老是許多諾言！老是許多誓約！當國王們發假誓的時候，為什麼人民要信任講壇上的話呢？唉！像在約翰王的時代那樣，君王們的嘴裏再也沒有真話和實話了。整個的上議院已經犯了重罪，並且，由於某種不可理解的原因，統治者的利益永遠是和被統治者的利益相衝突的，所以議會連綿不絕，而全國人民則死於饑餓。不，不！再也不要保護者了，再也不要皇帝了，再也不要執政了。我們與其通過代理人，還不如自己來處理自己的事務吧。我們與其向壟斷者乞求，還不如把我們的各種工業聯合起來吧；既然共和國不能缺少德性，我們就該為我們的改革而努力。
所以，這就是我行為的方針，我對無產者宣傳解放；對勞動者宣傳聯合；對有錢的人宣傳平等。我不遺餘力地用一切手段，——言語、筆墨、印刷品，——通過行為和榜樣，把革命推向前進。我的一生是一種繼續不斷的宣傳者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