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五章 改革操盤者智慧體現
是的，我是一個改革者；這話我是老老實實地從內心說出來的；並且，免得我以後再由於我的自負而受到責備，我希望改變世界。這個空想很可能是從一種也許已經變成狂譫的熱烈的自豪感中產生出來的；但至少可以承認，我有很多同伴，並且我的瘋狂不是一種偏執狂。今天，人人都願意被當作是貝朗熱①比埃爾·貝朗熱（1780—1857），法國抒情詩人，在政治見解上同情自由派。——譯者。筆下的狂人中的一個。且不說充斥在我們街道上和工廠中的巴貝夫之流、馬拉之流和羅伯斯比爾之流，古代的一切偉大的改革家又都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最著名的人物身上複活了。一個是耶穌基督，另一個是摩西，第三個是穆罕默德：這個是奧爾菲斯，那個是柏拉圖或畢達哥拉斯。格雷哥裏第七同福音傳道師和使徒們都一起從墳墓中出來了；結果可能發現，連我都是那個從主人家裏逃出來以後立即由聖保羅任命為主教兼改革家的奴隸。至於貞女和聖女，她們天天被盼望著，目前我們卻隻有一些阿斯貝夏②和娼妓。②公元前五世紀的希臘美女，——譯者。
在各種疾病方麵，病的征候是隨著氣質而發生變動的，同樣地，我的瘋狂也有它獨特的情況和與眾不同的特征。
一般說來，改革家們是愛惜他們的地位的；他們不能容忍競爭的對手，他們不要夥伴；他們有門徒而沒有協作者。相反地，我卻希望把我的熱情傳給別人，並盡量使它帶有傳染性。我希望大家都成為像我自己這樣的改革家，為的是可以不再產生宗派；同時希望基督、非基督和偽基督都被迫去互相了解和取得一致的意見。
而且，每一個改革家是一個魔術家，或者至少是希望成為一個魔術家的。所以摩西、耶穌基督和使徒們都用奇跡來證實他們的使命。穆罕默德在努力完成了一些奇跡之後，對這些奇跡加以嘲笑。較為狡猾的傅立葉答應在地球上布滿法郎斯特爾時給予我們奇跡。至於我自己，我對奇跡像對權威那樣抱有重大的厭惡心情，而目的隻在於邏輯。所以我不斷地探求確實性的標準。我努力從事於思想的改造。如果他們覺得我枯燥而嚴肅，那是沒有關係的。我立意要通過勇敢的鬥爭來克敵致勝，或者在攻擊中死亡；無論是誰要來為所有權辯護，我發誓要迫使他像孔西台朗先生那樣來進行辯論或者像特羅普隆先生那樣來用哲理推究。
通過產權製度改革來推動土地沙漠化等的治理如何？關於我國土地沙漠化、鹽堿化等問題的嚴重性和治理的緊迫性，已經成為社會共識。也是多年來人們普遍關注的話題和跨世紀人才研究院學者研究探討的主題之一。
產權製度改革，就是指土地財產權屬及性質的改變，包括所有權、使用權、處置權、收益權等。在現行的我國土地製度中，一般通過承包的方式取得土地的使用權、收益權和有限的處置權（如轉讓），土地的所有權屬於國家或集體。所以，這裏提出的土地產權製度改革，實際上就是涉及到土地所有權歸屬——這一一直以來爭議和分歧很大的問題。我以為各有各的理由和道理，但如果不對具體問題加以區分或者簡單地搞“一刀切”，則不利於解決實際問題。這裏專門針對土地沙漠化的治理所關聯的土地產權改革。
我國沙漠化問題十分嚴重，從各種披露的信息看，治理效果總體並不理想。無論從土地使用、沙漠化防止和治理角度，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土地承包或使用者對於土地的保護和治理缺乏內在的動力，對於治理成果的歸屬缺乏法律上明確。或者，盡管現行的操作中某些承包期比較長，並有明確的收益權，但在根本上這些權屬還不足以消除相關利益主體（包括使用權人、投資人）的憂慮或者增加他們保護、治理土地的動力。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能否在沙漠化治理形勢比較嚴峻的地區來做一個土地產權私有化改革試點呢？例如，對於土地的承包者、投資經營者或治理者等等，先明確一個有限的土地私有權屬期，如70年-100年，以法律加以明確保護；在有效期限內，土地所有權人擁有對土地地麵權的完全產權，並明確其他相關的權利與義務，再配套一些政策。對於已經沙化的土地，改革力度可以更大一些。以便為土地製度的深化改革積累一些經驗。
當然，這隻是一種想法，土地沙漠化治理需要有一個係統解決的方案。但至少土地產權改革是一個核心的問題。這裏的目的，隻是提出這種局部試點和解決問題的思路。
因此，我國政府將做如下幾件困難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製定收入分配體製改革的總體方案。第二件事情，就是要製定並出台農村集體土地征收補償條例，真正保障農民承包地的財產權。第三件事情，實現城鄉養老保險的全覆蓋。第四件事情，按照新的標準全麵推進集中連片的貧困地區的扶貧工作。第五件事情，我們已經將教育經費占GDP的4%列入預算，我們一定要通過努力實現這個目標，並使經費合理使用。總之，我們一定要做，並且努力做好，而不留給後人。
最後，——這就是我和我的那些同行大相徑庭的地方，——我不相信為了達到平等，就有必要把什麼事情都顛倒過來。據我看來，主張隻有來一次徹底的毀滅才能導致改革這一意見，乃是構造一個三段論法，是在未知的領域中尋找真理。我是讚成概括、歸納和進步的。我認為一般的剝奪所有權是不可能的：從那一點著手，普遍聯合的問題在我看來似乎是難以解釋的。所有權是像希臘神話中大力士赫克裏斯所殺死的那條龍似的；要摧毀它，必須抓住它的尾巴而不是抓住它的頭，——那就是說，要抓住利潤和利息。
我就此打住了。我所說的話足以使任何能夠閱讀和了解的人感到滿意。政府能夠用來挫敗陰謀和解散黨派的最可靠的辦法就是占有科學，在一個已經可以覺察得出的距離上給全國人士指出那正在升起的平等旗幟；對那些講壇上的和報紙上的政客（他們的無益的爭論已經使我們付出了昂貴的代價）說，“你們雖然對於廢除所有權盲無所知，卻在向前猛衝；但政府是睜著眼睛前進的。你們用橫蠻無理的和不誠實的爭論來促進未來；但政府是知道這個未來的，它用一種巧妙的和和平的轉變把你們引導到那裏去。在作為各文明國家的指導者和模範的法國重新獲得它的地位和合法勢力以前，目前的這一代人還不會雕零哩。”
但是，唉！那個政府本身——應該由誰去開導它呢？對於平等的學說，甚至最豁達的人都是不敢承認它的可怕的但明確的公式的，那麼，誰能誘導政府來接受這個學說呢？……當我想到，有三個人——是的，這三個人以教導和解釋為己任——就足以使輿論活躍起來，就足以改變信仰和確定命運的時候，我感到渾身發抖。那三個人是否能找到呢？……
我們能否抱有希望呢？對於那些統治著我們的人，我們應該有怎樣的想法？在無產者所活動的傷心世界裏，在對當權者的意向毫無所知的地方，我們可以說絕望的情緒占著優勢。但是您，先生，——由於職務上的關係您是屬於官方世界的；人民認為您是他們最高尚的朋友而把所有權看作他們最狡黠的敵人——對於我們的那些議會議員、大臣和我們的國王，您將說些什麼呢？您相信當局對我們是友善的麼？那就讓政府來表明它的立場吧；如果它表示相信平等，我就無話可說了。不然的話，我將繼續作戰；對方表現得愈加固執和愈加懷有惡意，我一定要愈加再接再厲地提高我的毅力和膽量。以前我曾經說過，我現在再重複聲明，——我沒有對著短劍和骷髏，在墓窟的恐怖環境中在血肉模糊的人們麵前發誓；但是我曾對著我的良心宣誓，我一定要追擊所有權，既不讓它得到安寧，也不讓它得到休息，直到我看見它到處受到詛咒為止。關於所有權，我已經發表的話還不到我要說的一半，並且最精采的部分也還沒有發表出來。如果有誰不是用退卻而是用其他方法戰鬥的話，那就讓所有權的隨從武士準備每天經受一次新的示威和控訴吧；讓他們不是披掛著詭辯而是武裝著理智和知識走進決鬥場中來吧，因為最後總會得出公平的判斷的。
“我們必須享有自由，才能明白事理。單有自由就夠了；但必須是那種對一切公共事務能運用理智的自由。
“可是我們還從各方麵聽到各種各樣的、各級的當權者在叫喊：‘不要講道理！’”
“如果要求有區別的話，這裏就是：——理智用之於公，永遠應該是自由的，但用之於私則永遠應當加以嚴格的限製。”所謂用之於公，我是指用在科學和文學方麵而言；所謂用之於私，就是指那種可能被民政官員或國家公務員利用的理智而說的。既然政府機器必須使之運轉，以保障統一和達到我們的目的，我們就不應進行推理；我們必須服從。但是，根據這一觀點而必須消極服從的同一個人，有權以公民和學者的資格發言。他可以訴諸公眾，把他對於四周或他上麵的等級中所發生的事件的看法向公眾提出，但要注意避免那種應該受到懲罰的冒犯行為。
“所以，你願意怎樣推理就怎樣推理吧；但是必須服從。”（康德：《略論思想自由和出版自由》。狄索的譯文。）
那位偉大哲學家的這些話概括地給我說明了我的義務。我曾把標題為《什麼是所有權？》的這本著作的再版工作拖延下來，以便把辯論提高到哲學的高度，而可笑的吵鬧已經把它從這個高度拉下來了；同時也希望通過一種對問題的新的提法，我可以打消善良公民們的疑懼。現在我重新開始把我的理智用之於公，並使真理得到充分的發揮。關於所有權的第一篇論文的第二版將在這封信發表之後立即付印。在另外發表任何東西以前，我將等待我的評論家的批評以及人民和平等的朋友們的合作。
到現在為止，我的言論是以我自己的名義和在我個人負責的情況下發表的。這是我應盡的義務。我曾力求促使人們去注意古人所不能發見的原理，因為古人對於揭露這些原理的科學——政治經濟學——是毫無所知的。所以我已經就事實作了證明；總之，我已經做了一個證人。現在我的任務改變了。我還得推斷那些已經宣布的事實的實際後果。檢察官的職位是我今後宜於擔當的唯一職位，我將以人民的名義來總結這個案件。
獨立的最高法院現在或許隻是一種形式上的改革，但這種“形式”的改造卻為進一步的改革打下基礎。
10月1日，英國執行最高法院職能的12名上院司法議員將喜遷新居，搬入威斯敏斯特教堂旁邊新修繕的大樓裏辦公。作為英國憲政改革的最新進展，這標誌著該國終於擁有了完全獨立於立法機構的最高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