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這個建議並非心血來潮，它緣於兩個案例對我的刺激和作為一個稅務工作者的良心。
案例一：陝西省長安縣（現為西安市長安區）有一位個體工商戶名叫王登武，15年前在縣裏開了一家油漆店，他是木匠出身，進貨對路，價格也公道，生意做得紅紅火火。他還被稅務所評為先進納稅戶。誰知，天有不測風雲，一天夜裏，隔壁商店失火，真正是“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他的油漆店也被燃著了，轉瞬之間，他多年辛苦掙下的資產全部被無情的火舌吞沒。日落之前，他還是一個生活安定，蒸蒸日上的小老板，天亮之後，他已經變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無業可做的窮光蛋。隨後，就是無休止的索賠、求告，但是兩家人都沒有買過商業保險，找政府，隻有同情，卻愛莫能助，找鄰家，對方也成了窮光蛋，心有餘而力不足。這時，王登武想到了自己曾經的先進納稅戶的榮譽，抱著試一試的想法，又邁入了稅務所的門。但他得到的回答同政府的回答如出一轍。他絕望了、憤怒了，他說：“我生意好時，都來找我收稅、要費，但我遭了災，為啥你們卻都成了縮頭龜？”
王登武的這番經曆，我是在他憑借木匠手藝從頭做起以後，在一次采訪中知道的。作為一名稅務刊物的記者，我除過同情，還感到良心的不安。我覺得，我們的所有宣傳都可能在這樣的具體事件中顯得蒼白無力，我們整天說稅收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取之於民是實實在在的，但用之於民呢？為什麼卻顯得那麼空泛，雖然我們有很多的理由振振有詞地為自己辯解，比如說，用之於民是就整體而言，或者說用之於民主要體現在國防、安全、教育、城鄉基礎建設等等大的方麵。但是麵對納稅人的具體困難，難道“用之於民”就沒有任何責任嗎？我認為，宏觀是由無數微觀累積起來的，假如沒有微觀的體現，沒有對具體事件、具體人物的切實關注和解決問題，那麼納稅人就難以相信政府和稅務部門的信誓旦旦。但是，我人微言輕，除過通過手中的筆反映他的困難，他的心聲以外，我做不了更多。
時間一晃就是十多年，我沒有再見過王登武，但是他的事情我一直縈繞於懷，難以忘記。
案例二：2006年10月，我到江西省出差，結識了上饒市國稅局辦公室副主任毛素珍。毛主任還兼任《中國稅務報》通訊員，業餘時間寫過不少報道，其中一則刊登後引起了很大反響，《中國稅務報》還專門開展過討論。這則報道同王登武的事情異曲同工，區別隻在更典型，引發的討論也更深入，更發人深省。
上饒市有一位叫栗妹的私營商場老板，從1982年開始經商，生意逐漸做大，最多時候有50多名員工，每年納稅20萬元左右，到2002年累計納稅近200萬元。2003年，栗妹突然生了一場惡病，癱在床上。為治病，他花光了所有積蓄，變賣了所有產業，負債累累，但病還沒治好。求借無著，一無所有的時候，他想起了國家，家中珍藏的一疊稅票是對國家作過貢獻的證明，現在自己有難了，國家能不能幫幫自己呢？他妻子找到了納稅所在地的上饒市信州區國稅局。該局領導熱情接待了她，對栗妹的遭遇非常同情，還發動全體幹部捐助了幾千元。但其他的就愛莫能助了，他們說國家在稅收上沒有這種救助製度，不能說納稅人作了很大貢獻，就對他給予特殊優待。
半年後，栗妹的病在一位老中醫的治療下奇跡般的好了起來。以後又因為買彩票中獎，逐漸恢複了企業運營。有了這樣的經曆，栗妹常常在想，自己的生命和生活真是靠著奇跡在延續。可是，人不能總靠奇跡生存呀！他問：為什麼國家不可以在稅收上建立一個製度，即隻要納稅人向國家交了稅，就可以享受相應的福利呢？比如可以憑稅票或者稅務部門的納稅信譽證書，看病可以享受優惠，甚至可以從國家領取一定的生活費。
栗妹進一步闡述自己的理由，他說，以上的想法並非空想，他的女兒到血防站獻了一次血，就得到了一個小本本。以後，她外婆生病住院，需要輸血，就因為有這個小本本，輸血就不要錢了，還說如果女兒若是生病需要輸血，醫院可以提供三倍的血量，理由是他家裏有為國家作過貢獻的人。國家應該是一個具有愛心的大家庭，每一個民眾都是他的兒女，兒女身體健康時理當為家庭作貢獻；而當兒女有病有難時，作為父母，也應該施以援手，不應該視而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