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元一代，有兩種紀年方法，其一自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國（1206）起至1368年元順帝退出中原為止；其二從成吉思汗之孫忽必烈1260年繼承汗位，將政治中心南移，定燕京（今北京）為中都，並於1271年改國號為大元起，同樣至1368年元亡止。本文的背景是1260年忽必烈繼承汗位到其去世的1294年，故稱為元初。
忽必烈繼承汗位到去世，共執政34年。期間，他一共任用了五個理財大臣（第五個準確的提法應為一組，即賽典赤伯顏和梁德珪等人共同理財），其中前四個大臣都未得善終，先後被忽必烈以政治和貪贖罪名處死。“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雖然是統治者對待功臣的一貫態度，但皇帝在位期間，將為其極盡聚斂能事的得力大臣一一殺掉，這在中國曆史上仍然是罕見的，值得一記。
忽必烈是繼成吉思汗之後蒙古國又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其文治武功實不亞於乃祖。在其任內，最大的功績是滅亡南宋，建立元朝，終成一統大業。忽必烈雖然囊括了中原，但並沒有就此罷休，其血液內沸騰的征服狂熱，使他幾乎難以停頓地又開始了征服鄰國的戰爭。忽必烈先後發動了數次東征高麗、日本，南征安南、緬甸、爪哇等國的戰爭。但他對外征討之時，國內並不平靜，蒙古貴族不斷向他的帝位發起挑戰，叛亂頻生，終忽必烈一生也未完全平定。而且，江南漢族人民的反抗也此伏彼起，使元朝統治者疲於應付。
所有這些，都需要巨大的、源源不斷的財力支持。然而，任何時候供應總是有限的，以有限的財政收入，根本無法滿足無限的巨額支出需求。因此元廷常患“國用不足”就是必然的。
為了解決財用問題，忽必烈不得不把增加財政收入放在優先考慮的位置上。即位之初，他重用漢族大臣理財，首擢擅長財政管理的王文統為平章政事，“凡民間差發，宣課鹽錢等事，一委文統等裁處”。忽必烈經常以“錢穀大計問之”。王文統也盡心盡力理財，他在回答同僚、地方官員要求蠲免常賦、酒稅的要求時說：“國家經費止仰稅賦，苟複減損，何以供給。”1262年山東軍閥李璮發動叛亂，忽必烈迅速將其平定；由於王文統是李璮的嶽父，兩人時有書信往來，忽必烈盛怒之下處死了王文統。這樣，任職不到三年的王文統就成為忽必烈的第一個犧牲品。
李璮之亂，使忽必烈對漢人的猜忌大增，轉而重用從太宗至憲宗時代就一直為蒙古大汗理財的回回人。一批被稱做“斂臣”的回回理財能手應運而生，由他們組成的“理財派”在忽必烈時代得以總攬財政大權。
被忽必烈起用接替王文統擔任理財大臣的是回回人阿合馬。阿合馬先是領中書左右部，兼諸路都轉運使，忽必烈“專以財賦之任委之”。之後，阿合馬一路遷升，曾一度當過左丞相。到1282年他被刺為止，執政達20年。“阿合馬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負，眾鹹稱其甚能”，深得忽必烈信任與賞識。忽必烈嚐對人言：“夫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盡人事，兼此三者，乃為稱職……回回人中，阿合馬才任宰相。”忽必烈事無大小，皆委之阿合馬，“所用之人”亦由他自己選擇。阿合馬一門子侄，並列要津，“勢傾朝野，一時大臣多阿之”。省部官中其黨羽714人。至元十九年（1282）地方士紳王著等人激於義憤，將阿合馬騙至東宮前，以銅擊殺之。後忽必烈“盡得其罪惡”，認為“王著殺之，誠是也”。於是下令追治其罪，剖棺戮屍，並誅其子侄。
阿合馬死後，忽必烈於至元二十一年（1284）又起用盧世榮理財。盧世榮雖是漢人，但他是靠攀附阿合馬上來，“以賄進，為江西榷茶使”。當時西域人總製院使桑哥推薦他“有才術”，“能救鈔法，增課額，上可裕國，下不損民”，正好滿足了忽必烈“裕國足民”的要求。盧世榮被起用中書省右丞相數月，即“委任之專，肆無忌憚”。在忽必烈的支持下，他又將阿合馬的黨羽重新起用。他向忽必烈請示說：“天下能規運錢穀者，向日皆在阿合馬之門，今籍以為汙濫，此豈可盡廢。臣欲擇其通才可用者，然懼有言臣用罪人。”忽必烈居然同意“可以用之”。於是盧沿用阿合馬舊黨潘傑、馮珪等。次年（1285）秉政才四個多月的盧世榮，即遭監察禦史的彈劾而被忽必烈下令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