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替盧世榮的是曾推薦他的桑哥。桑哥“為人狡黠，豪橫，好言財利事，世祖喜之”。盧世榮被誅，桑哥在忽必烈麵前大談“和雇和買事”。“因語及此，世祖益喜，始有大任之意”。至元二十四年（1287），複置尚書省，桑哥受命為平章政事。不久升任為尚書省右丞相兼總製院使，位在阿合馬、盧世榮之上。桑哥秉政之時，同阿合馬一樣，“凡銓調內外宮，皆由於己”。至元二十八年（1291），桑哥以“專權黷貨”遭劾，忽必烈命誅之。其黨人也多被殺。桑哥秉政比盧世榮長些，但也隻有五年。
一而二，二而三，三而四，34年間連續四個理財大臣都被起用他們的忽必烈所誅（其中阿合馬是死後被戮屍的），既是他們個人的悲劇，也是元朝的悲劇。
國無財不立。理財大臣位於中樞，是國家和皇帝的股肱重臣。可是這個職務何以在元初竟成了“高危職務”呢？
從王文統到桑哥，不管他們個人品質如何，或是秉政以後在權力的腐蝕下有了什麼樣的變化，起碼在他們執政之初，都是抱有實現“民力不屈”而國用充足的目標的。而且他們也是盡其所能做了許多事的。綜合起來，在組織收入方麵，他們的做法主要有：一、增加稅課；二、對鹽、茶、酒、醋及金、銀、鐵冶等項，由國家實行官營專賣；三、變更鈔法；四、厲行“鉤考”，即由朝廷派員到各地去經理考算曆年的錢穀賬目和拖欠稅款。在控製財用方麵，他們對貴族、官僚壟斷市場“官豪詭名網利”的行為，采取了一些“裁抑權勢所侵”的措施，如強化官營買賣，理算逋欠賦稅等。他們還提出了一些限製諸王、宗親無厭索求的措施，如阿合馬建議設立大宗府來處理皇室及宗親事務，規定諸王“取索諸物及鋪馬等”，必須憑文書為證，“毋得口傳教令”。桑哥提出“有分地之臣，例以貧乏為辭，希覬賜予”，應予節製。忽必烈予以支持“自今不當給者汝即畫之”等等。
這些“斂臣”的種種措施，的確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元王朝的財政困難，較大幅度地增加了財政收入。至元三十一年（1294），元世祖忽必烈死後，成宗即位，“承世祖府庫充富”，故中書省臣說：世祖時“國賦歲有常數”，“歲務節約，常有盈餘”。至大四年（1311），仁宗即位後頒詔說：“我始祖皇帝，參酌古今，立中統、至元鈔法，天下流行，公私蒙利，五十年於茲矣。”中書平章政事李孟也說：“錢糧為國之本，世祖朝量入為出，恒務撙節，故倉庫充牣。”
然而，這一切政績，功勞、苦勞都沒能改變這些理財大臣的悲劇命運，究其原因，不外以下幾條：
首先，這些理財大臣在秉政之時雖然都深得忽必烈的信任，被賦予了很大的權力，但是從根本上說，他們仍然隻是皇帝的聚斂工具。後世對他們的評價，一個“斂”字入木三分。理財、理財，必須兼顧收和支兩個方麵，然而這些大臣隻能在收的方麵有所作為，卻難以在支的方麵有多少話語權更遑論權力了。這樣，他們就麵對著一個永遠也難以解決的矛盾，以有涯的收入無法滿足無涯的饜求。試想，你再能聚斂、搜刮又怎能應付忽必烈連年用兵、不斷對外擴張的需求和王公、貴族驕奢淫逸的耗費呢？在這樣的情形下，你越是能幹，其結果不是增加百姓負擔，傷及國本、引起民怨；就是觸犯王公、貴族的利益，引起他們的忌恨。他們不斷向忽必烈進讒言，年深日久，怎保得住忽必烈不對他們起疑、生怒、起殺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