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任何理財都必須放大眼光，把生財之基建築在發展生產，做大蛋糕之上。蒙古以落後的遊牧民族統治中原，已是生產力的大倒退，再不努力與民休養生息，發展生產，而是依靠幾個善於理財的能臣去斂財，那真是反其道而行之。理財大臣“以理算為事”，“以趣辦財賦之多寡為殿最”。這些人越能幹，對百姓、對經濟造成的損害越大。一些正統的儒臣在阿合馬專權，炙手可熱之際，就上疏抨擊“今國家徒知生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翰林學士董文用，也在朝廷上當麵質問盧世榮：“此錢取於右丞（盧世榮）之家耶？將取之於民耶？取之於右丞之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嚐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毛之多矣，然而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猶有百姓乎！”
第三，權力可以助人，亦可弄人，更可害人。關鍵在於怎樣看待和使用權力。四個大臣中王文統是因為政治原因受女婿叛亂牽連而遭殺身之禍的，這裏不提。其餘三個大臣都是把權力當做了個人尋租的工具。他們自恃理財有功，居功自傲，任人唯親，其所任用的執事者多是他們的親戚朋友以及“善賈”的商販之徒。賄賂公行，“中外諸官鮮有不以賄得者”，“怙勢賣官”，破壞吏製，敗壞政風。他們因緣際會，乘機搜刮，“內通貨賄，外示威刑”。桑哥被殺後，在抄家時發現他收藏的珍寶近乎宮廷中的一半。因此，他們在位日久，民眾積怨愈深。當他們仕途煊赫，“益肆貪橫”之日，就是他們危機四伏，大禍臨頭之時。一遇風吹草動，或當他們劣跡敗露，或當他們理財不見成效之時，各種反對力量都可以在為“國”為“民”的旗幟下集合起來，名正言順地討伐他們。
而在忽必烈，視這些大臣為他手中的工具，一旦當他們因為“箕斂”過度，激起眾怒之時，就毫不顧惜他們曾經的貢獻，棄之如敝屣一樣將他們誅殺。而且這些大臣一個個死得都很慘，或被戮屍，或被剝皮，甚至“縱犬啖其肉”，既追奪家產，又籍沒妻小。
盡管這四個大臣之非正常死亡在整個古代專製社會都是一個極端的案例，但卻絕不是偶然的，區別隻在於皇帝個人性格的差異而產生的對待工具的不同態度而已。
征引文獻
白樂天主編：《中國通史》，光明日報出版社
附錄：
桑哥被誅後，至元二十九年（1292）忽必烈又起用回回人賽典赤伯顏和梁德珪填補理財大臣的空缺。成宗鐵穆耳至元三十一年（1294）即位後，繼續沿用兩人。“賽梁秉政”前後曆時11年之久（1292—1303）。賽梁兩人因受賄一度被免職，第二年又恢複原職。大德八年（1304）監察禦史彈劾兩人“輕用官爵，重貪貨財，濫放冗員，沮壞選法，奸邪得位，貪殘牧民，遂為天下無窮之害”。“賽梁秉政”結束。後梁德珪死於家中，賽典赤伯顏在成宗死後，因牽連即位政變被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