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3月11日，德國政壇發生了一件大事，新任財政部長奧斯卡·拉方丹因與總理施羅德政見不和辭職。引發矛盾的焦點問題是關於稅收的增減之爭，拉方丹主張向企業增稅，提高低收入者的工資，以刺激消費，促進經濟增長，並創造新的就業機會；而施羅德在經濟政策上提倡改善企業的投資環境，不給企業增加額外負擔，鼓勵開發高科技新產品，以促進經濟，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倆人的政見無法彌合，最終導致拉方丹辭職。之後，施羅德在德國開始推行其全麵的減稅政策。
其實，在此之前的1998年7月，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的下台也和稅收有關。在亞洲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各在野黨爭相提出包括削減法人稅的減稅方案，作為刺激經濟景氣恢複的手段，但橋本遲遲不願減稅，直到參議院選舉的最後階段，才提出一個減稅方案，輿論認為其方案沒有實質內容，隻是一種“門麵的裝飾”，因而使自民黨在選舉中慘敗，橋本不得不引咎辭職。
如果“說風起於青萍之末”，上述事例隻是孤立的事件的話，那麼，此後在西方發達國家相繼出台的減稅方案，就不能不引起人們的重視。繼日本、德國之後，英國、法國、意大利、奧地利、荷蘭、加拿大等國家都出台了減稅方案。2000年，減稅又成為美國總統大選中兩黨候選人激烈辯論的中心問題。小布什獲勝後，立即將競選中的諾言付諸實施，2001年2月8日，他向國會提出了在今後十年內減稅1.6萬億，並且將現行的五檔所得稅稅率（15%、28%、31%、36%和39.6%）改為四檔（10%、15%、25%和33%）的方案。至此，由德國減稅引起的風波，已囊括西方工業俱樂部的七個國家在內的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視的減稅浪潮。
此後不久，在陝西省稅務學會的一次理論研討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財貿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杜萌昆大聲疾呼，對這一現象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注意，特別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金融自由化的今天，西方發達國家的稅收政策必然會對整個世界發生影響。中國作為正在向市場經濟轉軌，並且加入WTO已成為定局的國家，應該密切關注風向，認真研究，並結合本國實際作出應對之策。
筆者適逢其會，立即登門采訪，請杜萌昆先生對這股風予以詳細介紹，並且作出自己的評價。
杜老說，雖說這股風起源於1999年的德國，但如果溯源的話，應該從1980年美國總統裏根執政談起。當時美國經濟還沒有從越南戰爭的衰退中走出來，財政赤字龐大，失業率居高不下；如何應對呢，裏根接受了供應學派經濟學家的建議，實施大規模的減稅政策，目的是通過刺激投資來擴大需求，其要點有二：一是給窮人減稅，大約減了600萬窮人的稅；二是降低邊際稅率，個人所得稅的最高稅率由70%在其八年執政期間降到了28%。這一政策受惠最大的當然是富人，裏根認為，誰有條件投資呢，隻有富人，而高稅限製了富人的投資，他們隻好轉而高消費，這是對社會資源的浪費，如果政府給他們減稅，他們就能把錢用於投資，投資將會擴大就業，就業率一高平民的收入就會增加，收入增加就會帶動消費，從而形成良性循環。1988年裏根卸任時，美國經濟已經出現了越戰以來少有的良性發展勢頭，所以裏根在告別演說時說：我在任期內做了兩件事情，一是實現了信心複興，將美國人從越戰以後的信心沮喪中挽了回來；二是經濟複興，這表現在減稅、經濟不斷增長方麵。同時他也承認，由於減稅，政府的預算赤字沒降反增，由上台時的8000億增加到了15000億，這是一個遺憾。
杜老接著說，雖然裏根留下了赤字，但打好了經濟基礎，所以布什、克林頓相繼執政後，都基本沿用了裏根的政策，尤其是克林頓，上台後召開的第一個會議，就是在家鄉阿肯色州小石城開的經濟會議，決定繼續裏根的低稅政策。當然，民主黨由於執政理念的原因，也在政府預算中加大了一些麵向底層民眾的社會福利開支。在克林頓執政的八年時間裏，美國經濟持續良性發展，年增長率保持了3%，這是很不容易的，因為美國經濟的基礎非常龐大。到1998年，克林頓已將近萬億的財政赤字消化完畢，預計未來的十年，將會出現1萬多億的盈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