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並不隻是美國的裏根實行了減稅政策，與裏根執政差不多並行的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也在任期內實施了減稅政策，撒切爾在經濟上的舉措主要有兩條：一是將國有企業私有化，二是減稅，主要減所得稅、資本利得稅，同時也將增值稅加了一個百分點。她的措施治愈了“英國病”，到1988年，英國預算盈餘140億英鎊。撒切爾成也稅收，敗也稅收。1990年，她改革地方稅，將原按房屋征收的房產稅改按人頭平均征收。其出發點是好的，因為房產稅原來按房屋征收，稅款直接用於與房產相關的建設維修，經過百年演變，稅款已主要用於社區建設，因此受益人不僅僅是納稅人，也包括享受社區建設和服務的每一個人。但因為實施時缺乏過渡措施，結果引發一些地方的騷亂，保守黨內部怕丟失選票，推卸責任，迫使撒切爾夫人黯然下台。
所以說，杜老強調，任何一種政策都不是偶然出現的，都會經過較長期的醞釀和實踐，取得成效後方會大麵積推開。起源於20世紀80年代，形成潮流於20世紀末期的西方發達國家的減稅浪潮，其背景除過排解衰退，振興經濟以外，當前的背景則是全球經濟一體化、金融自由化和以信息產業高速發展為代表的全球又一輪科技發展浪潮。為了在新世紀搶占製高點，加強本國的經濟實力和產品的競爭力，西方發達國家把減稅作為手段，紛紛為企業輸血、減負。同時，還有兩個因素也不可忽視，一是由於經濟良好，西方工人運動目前處於低潮，二是由於冷戰結束，軍備競賽的壓力減輕，這些都是減稅的良機。
西方的減稅浪潮不可能對我國沒有影響，因此我們決不能熟視無睹！
杜老說，我對這個動向觀察了很久，有一些想法，我認為稅收的職能在西方國家已發生了變化，除過傳統的收入、調控以外，還成為幫助本國產品增強競爭力的手段。比如，要想使產品打入國際市場，就必須取消補貼和本國的貿易壁壘，而WTO對國內的稅收政策沒有限製，因此減稅（出口產品的徹底退稅）就成為競爭的利器；比如，發展高科技產業需要大量的投入，美國就準備對軟件研製永久免稅；再比如，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的減稅都有偏重富人（企業家）的傾向，其目的也是為了促進投資，增加競爭力。有人說西方國家政治家減稅是為了拉選票，上台後就會食言；這樣說並不對，因為即便是政客也要取信於民，否則就不能再得到民眾的信任。他們的最大目標無疑是增加本國的實力。
有風自西方吹來，這股風無疑會對中國的經濟特別是宏觀調控產生不可低估的影響，特別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在中國就要加入WTO的今天。
杜萌昆在財政稅收方麵有著長期的理論和實踐工作經驗，因此能夠高屋建瓴地觀察和思考問題，對中國如何應對這股減稅浪潮，他從理念到對策都有一套完整的見解，諸如市場經濟下稅收的作用問題、比重問題，增值稅轉型、所得稅並軌、稅費改革問題等等。我請他能夠展開談一下，但杜老說提出問題在某種情況下比解決問題更重要，因此我的見解如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提出的問題能夠引起理論界和決策層的重視，那麼辦法總是比問題要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