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的暗殺活動
特別話題
作者：穀小水
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政治鬥爭日趨激烈，暗殺成為各方競相使用的手段，中國進入了暗殺時代。革命黨人對暗殺高度重視，多認為暗殺與起義為驅動革命運動之雙輪，二者缺一不可。是以從興中會到同盟會時期，革命黨人組織過多起暗殺行動，對於革命事業的持續演進，最終走向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
革命風潮與暗殺時代
暗殺自古以來就是政治鬥爭的重要手段，為政治權謀家們所反複采用。19世紀末隨著民族矛盾、社會矛盾及政治矛盾的激化，革命風潮漸起，政治鬥爭日趨激烈。清季鼎足而立的革命黨、保皇黨與清政府等政治勢力“雖有革新與守舊的背景差異，但權謀手段如出一轍”，暗殺成為他們頻繁運用、試圖扭轉局勢的共同方式。
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流亡日本，在與宮崎滔天的談話中就流露出欲藉俠士之力，狙擊慈禧太後之意。暗殺行刺自然而然成為保皇黨人角逐政治的重要途徑。在這一策略的指導下，保皇黨人多次組織針對清廷保守派官僚的暗殺行動。與此同時，清政府對保皇黨及革命黨人的暗殺行動也廣泛展開，製造了一係列的暗殺事件，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謀刺康有為，以及刺殺革命黨人楊衢雲、鄭士良、吳祿貞等。與清政府對抗暫處下風的革命黨人更是頻頻訴諸暗殺手段，“整個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的暗殺事件和暗殺預謀，此起彼伏，次數頻繁”，“大概不下五十來起”。可見，20世紀初隨著革命風潮的勃興，鐵血之聲時聞，刀光劍影頻現，中國儼然步入了吳樾所歡呼的“暗殺之時代”。
暗殺被多數革命黨人標舉為排滿革命的有效途徑，從思想淵源上觀察，既受中國傳統遊俠精神之浸染，又為西方無政府主義思想所激發。
遊俠精神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源遠流長，沿至近代，在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背景下，國人對遊俠精神大加揄揚，稱頌不置，持以為拯救國家之利器。如時人指出，中國當日境況實儒者之咎，而“俠者儒之反”，“共和主義、革命主義、流血主義、暗殺主義，非有遊俠主義不能擔負之”。主張以遊俠主義“重鑄吾國民之魂”。受此影響，一些革命黨人身體力行，往往以古之遊俠自任。
與傳統因子相比，外來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可能更為顯豁。20世紀初隨著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廣泛傳入，虛無黨人的暗殺行動引起革命黨人高度關注，為他們所“歆羨”所“崇拜”。從虛無黨人的事跡中，革命黨人認識到暗殺“其法也簡捷，而其收效也神速”，紛紛鼓吹並群起效仿，意欲在中國“全部盡發泄”暗殺之“潛勢”，“開二十世紀之新天地”。20世紀頭十年間，宣揚爆裂彈“簡易可行而恒能操勝”之文章，連篇累牘見諸革命黨人舉辦的各色報刊，從而有力地促進了暗殺思想的傳播。
研究者指出：“俄國的民粹主義、歐美的無政府主義，結合了中國傳統荊軻之匕、力士之椎的俠客榜樣，個人的英雄行動便立刻呈現。”自1900年起革命黨人先後組織軍國民教育會暗殺團、上海暗殺團、北方暗殺團、同盟會東京總部暗殺團、支那暗殺團、成記洋貨店、北京暗殺團、天津暗殺團等多個專職暗殺的秘密團體，領導與指揮暗殺行動，其中並不時閃現女子隊員的身影。
在革命黨人前赴後繼之下，暗殺之風前後兩次臻於高潮。第一次是1904至1905年。受拒俄運動觸發，留日學生反清革命運動蓬勃興起，暗殺行動隨之展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甲辰三暗殺案與吳樾炸五大臣案。第二次為1908年以後，特別是1910至1912年間。1908年以後革命起義一敗再敗，部分革命黨人或為提振士氣，或為宣泄憤懣，發動過多起暗殺行動，如汪精衛謀刺攝政王、溫生才擊刺孚琦等。而從暗殺事件發生地看，以廣州、北京為最多，“因為廣東是革命黨活躍之地，而北京則為清廷權貴政要集聚所在”。
除一般革命黨人外，孫中山、黃興等革命領袖也頗受暗殺風氣之裹挾。總體上看，孫中山將暗殺定位為革命的輔助手段，對暗殺“不為絕對之主張”，讚成“與革命進行事機相應”的暗殺，反對“阻我他種運動之進行”，及“敵之勢力未破，……而我以黨人之良搏之，其代價實不相當”的暗殺。與孫中山稍異，黃興對暗殺態度較為積極，認為“革命與暗殺，二者相輔而行，其收效至豐且速”。軍國民教育會時期，黃興便為暗殺團的最早成員之一。同盟會時期，由於總攬庶務，黃興未暇組織與躬行暗殺，但對暗殺的態度未變。黃花崗起義失敗後，他痛感“負國負友，雖萬死莫贖”，頗欲“躬自狙擊此次最為敵之虜賊，庶於心始安，亦可以作勵吾黨之氣”，但最終為孫中山等人所阻。
在革命黨人上下一致的提倡與踐行之下，暗殺與起義交相而行，協力推動革命運動穩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