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中會時期的暗殺活動
興中會時期革命黨人的暗殺活動，先有史堅如謀炸署兩廣總督德壽，繼以軍國民教育會成員於1904至1905年間參與策劃實施的一係列暗殺事件。
史堅如刺殺案是革命黨人發動的第一起暗殺事件，“在實踐上開創了以暗殺作為一種革命手段的先例”。史堅如，廣東番禺人，少有大誌，“立誌欲為世界第一等事業人物”。1899年在香港加入興中會。1900年，孫中山策劃惠州起義，事先派鄭士良前往惠州等地聯絡會黨和綠林領袖，遣“史堅如、鄧蔭南偕英人摩根赴廣州，組織起事及暗殺機關”。惠州起義發動後，外援告絕，義軍窘迫，“堅如思解惠州之厄，而廣州大舉初誌，期緩莫濟，不得不行暗殺以盾其後”，期望通過狙殺督撫將軍等位高權重者，“使其餘恐怖惶恐，自顧不暇”，“大局不勞而定”。刺殺署兩廣總督德壽的計劃隨即實施。史堅如等首先於廣東撫署旁租下民宅，隨後挖地道直達德壽臥室，裝填炸藥，伺機引爆。10月28日，炸彈轟鳴，聲震屋瓦，但德壽僅夢中震落床下，性命無虞。一擊不中，史堅如留城思謀再舉，為清吏識破，旋即被捕遇害。此次暗殺雖破敵未成，但“足為後死者之模範”，事實上開啟了革命黨人起義與暗殺相協而行的革命模式。以身赴義的“命世之英才”史堅如，也被孫中山譽為“共和殉難之第二健將”。
暗殺進入革命黨人視野後，隨後成立的革命團體多以施行暗殺為職誌。1902年，葉瀾、汪榮寶、秦毓鎏等發起留日學生中第一個革命團體——青年會，會章揭櫫“以民族主義為宗旨，以破壞主義為目的”。1903年，拒俄潮起，留日學生組織軍國民教育會，誌在“排滿革命”，並“決定進行方法三種，一曰鼓吹，二曰起義，三曰暗殺”。楊毓麟、黃興、蘇鵬、何海樵、張繼等部分會員遂組成暗殺團，“專主張暗殺，研究爆發物”。不久，暗殺團成員紛紛歸國，伺機行事。
楊毓麟、張繼等選定慈禧太後為暗殺“第一對象”，一行五人由東京直入北京，探聽慈禧太後行蹤，擬途中埋設地雷，以謀行刺。伺候日久，終因無機可乘，廢然南返。
是年11月，華興會在長沙成立，楊毓麟受黃興派遣前往上海，另設愛國協會，作為華興會的外圍組織。愛國協會以楊毓麟為會長，章士釗為副會長。其革命計劃取黃興與楊毓麟意見之折中，“以暴動為主，而暗殺亦在討論之列”，但在“以製造炸彈為唯一之事業”的楊毓麟主持下，愛國協會的工作明顯偏重於暗殺一途。
廣為人知的甲辰三暗殺案，其中兩起即由愛國協會“發縱指使”。1904年夏，練兵處襄辦大臣鐵良南下的消息傳開後，這位滿人能臣立刻成為革命黨“千人所指之共同狩獵物”。章士釗、萬福華等人策劃，趁鐵良於南京下關碼頭下船時，由華興會員易本羲伏擊狙殺。但事機不密，被同情革命的兩江總督李興銳之孫李茂楨知察，極力勸阻，刺殺鐵良事流產。11月，萬福華、章士釗、劉師培等在上海組織截殺前廣西巡撫王之春。王在任期間主張出賣利權以聯俄，深為國人痛恨。此次刺殺因萬福華射術不精而功虧一簣，萬隨即被逮下獄，革命黨上海暗殺機關受到破壞，章士釗、黃興等一大批革命黨人受牽連入獄，楊毓麟逃亡日本。此案的發生及審訊引起了社會的高度關注，不僅擴大了革命黨人的影響，“更倡導了長江下遊對於滿清亡國君臣直接行動的先聲，激發了一般革命青年殺身成仁的誌氣”。
甲辰三暗殺案中的另外一起，為科學補習所成員王漢、胡瑛襲殺鐵良，最終同樣未能奏功，抱定殺身成仁的王漢投井自盡。
吳樾炸五大臣案是軍國民教育會策劃的影響最大的暗殺事件。謀刺王之春失敗後，楊毓麟對暗殺活動有所反思，認為“發難邊區不如襲取首都收效之速”，於是潛至北京，組織軍國民教育會北方暗殺團，從事“中央革命”，成員有吳樾、馬鴻亮、楊積厚等。北方暗殺團本“念念在殺鐵良”，但1905年7月清廷宣布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深恐立憲告成，益不利於漢族”，決定變更計劃，謀炸五大臣。9月24日，懷抱炸彈的吳樾在北京正陽門車站登上五大臣專列，但楊毓麟研製的新式炸彈並不穩定，火車震動，炸彈自爆，吳樾當場炸死，僅炸傷載澤、紹英二人。此次刺殺雖未能阻止五大臣出洋，但深入敵陣心髒區域的殺身成仁之舉，不但造成有力的心理震懾，使清吏“狼奔鼠竄，魄散魂飛，知炸彈為不可侮之利器矣”，而且使革命黨人的英雄形象彰彰在人耳目，有效推助了暗殺之風的興盛。
綜上可見，1900年惠州起義失敗，興中會元氣大傷，在此後很長時間內革命黨人無力組織軍事起義，暗殺幾乎成為對抗清廷的唯一激烈方式，從這樣的角度觀察，暗殺對於國內革命風氣的形成，革命運動的持續推進，其意義應該不容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