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會時期的暗殺活動
中國同盟會成立後，暗殺之風更盛，革命黨不僅將暗殺作為武裝起義的協同手段，革命低潮時期提振士氣的不二法門，而且通過在清廷抵抗最後階段的定點使用，成為壓垮封建王朝的最後稻草。
同盟會對暗殺的重視在部門設置上有直觀的體現。據宗方小太郎記述，同盟會“組織分外交部、內政部、軍政部、聯絡部、言論部及暗殺團之五部一團”。此在多人的回憶中均有所印證。吳玉章憶稱，1905年後“暗殺活動更為擴大了，同盟會特地組織了一個專司暗殺的部門，由方君瑛（女）負責主持，我和黃複生、喻雲紀、黎仲實、曾醒（女）等也參與其事”。劉揆一也提到，同盟會“設製造機關於橫濱，聘俄國虛無黨人為教授”，包括喻培倫、方君瑛在內的多名男女會員“皆加入練習”。可見，同盟會自成立之日起，對暗殺活動就較為重視，體現出對軍國民教育會的繼承性。
1906年夏秋間，同盟會決定在廣東大舉，留日廣東學生紛紛回國開展活動。劉師複、汪精衛、馮自由等人認為，兩廣總督岑春煊與水師提督李準“二人均為黨人大敵，非去其一，不足以消滅阻力，而張革命黨人之聲勢”，於是決定由劉師複實行狙殺，以配合即將發動的潮惠起義。1907年6月，劉師複裝配炸彈時，不慎爆炸，重傷左腕，旋即被捕。劉深受無政府主義感染，獲救出獄後又赴香港集合同誌，於1910年組織支那暗殺團，繼續從事暗殺活動。
1907年影響最大的暗殺事件是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同盟會成立後，“誌在光複”的徐錫麟並未加入，自行捐官謀握軍權。1906年9月徐錫麟來到安慶，翌年3月出任巡警會辦，深得恩銘信任。7月6日皖浙起義發動，徐錫麟借巡警學堂舉行畢業典禮之機，與陳伯平、馬宗漢成功射殺到場檢閱的恩銘，旋因寡不敵眾英勇赴義。隨後秋瑾在浙江被捕，壯烈犧牲。徐錫麟等人的英雄之舉，令清廷官員談虎色變，驚恐萬狀，“竟使朝廷改引見之章，大吏慎出入之戒，至於衛署拒客，不一而足。循此現象而推，則知各大吏戒心，無時或息”。
1907年以降，革命黨人發動的武裝起義屢遭重挫，同盟會上下為失敗主義情緒所籠罩，革命陷入低潮。部分會員或為振衰起敝，或為懲治凶頑，或為發泄憤懣，多次組織暗殺行動，其中最有名的是1910年汪精衛、黃複生等行刺攝政王載灃。汪精衛自1908年河口起義失敗，憤革命之無成，“遂有行個人暗殺之決心”。孫中山、黃興、胡漢民等屢為規勸，但汪不為所動，與黃複生、黎仲實、喻培倫等組成暗殺團。初擬以李準、端方為對象，未行。潛至北京後，先圖刺殺載洵、載濤兩貝勒及慶親王奕劻，後“決計擒賊擒王，專以攝政王載灃為目的物”。1910年4月，暗殺團於載灃上下朝必經之什刹海埋設的爆炸裝置被發現，汪精衛、黃複生身陷囹圄。隨後汪在獄中寫下多篇壯懷激烈的文字，令其“成為辛亥時代首屈一指的革命‘偶像’”。
1911年廣州成為暗殺事件的頻發地。革命黨人為排除革命的障礙，造就武裝起義的形勢，先後刺死廣州副都統孚琦、擊傷水師提督李準、炸斃廣州將軍鳳山，沉重打擊了廣東地區的封建勢力。在對溫生才的審訊中，麵對兩廣總督張鳴岐“一將軍死，一將軍來，於事何濟”的不解與質問，溫侃侃而談，直言非“暗殺”實“明殺”，“殺一孚琦，固無濟於事，但藉此以為天下先”。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清廷負隅抵抗，革命黨與封建王朝的對決進入最後階段。為摧毀清廷的抵抗意誌，京津同盟會組織暗殺團，決定由彭家珍對“極端反對”清帝退位的宗社黨核心人物良弼實施暗殺。1月26日，良弼被炸傷左腿，兩日後不治。彭家珍當場赴義。革命黨人的炸彈使宗社黨人噤若寒蟬，在清帝退位問題上不再堅持己見。此次暗殺成為壓垮清王朝的最後稻草。
暗殺作為一種通用的權謀手段，“多少是帶些‘殺雞駭猴’‘造成恐怖’的作用”，但為不同的政治勢力所使用，其意義與價值大不相同。革命黨人“為全民，為主義”，在實力不足的情況下采此手段，可以說為中國結束帝製走向共和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1912年2月清帝退位，大局初定，南京臨時政府陸軍部致電各方，請立“大漢忠烈祠”，其中備述曆次起義及暗殺活動，指出共和告成實“全國殉難諸烈士及戰死將士鐵血之功”，諸烈士“雖殉難之先後遲速不同，而其愛國愛民之苦衷，耿耿不滅於天壤則一也”。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曆史係
責任編輯：姚勝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