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史料記載，“詩仙”李白“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王勃6歲善辭章，9歲讀《漢書》，13歲寫出了著名的《滕王閣序》，留下了“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與長天一色”的千古名句；白居易6歲寫詩，16歲赴長安，他的“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備受當時京城名士顧況的賞識；杜甫7歲能詩，9歲擅書；李賀7歲能辭章，“以長短之製名動京華”；韓愈7歲言出成文，稍長通六經百家之學；宋代黃庭堅7歲做牧童詩，“騎牛遠遠過前村，吹笛風斜隔隴聞。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用盡不如君”；晏殊7歲能做文章，竟同千餘名進士一塊參加廷試，毫不畏懼，援筆成章……我們在讚佩文人騷客的早慧和藝術成就的同時，應該看到他們吟哦詠誦的必備條件便是提早識字。沒有掌握足夠數量的漢字，大量閱讀和藝術創作是不可想象的。
在國外，也不乏這樣的先例。美國的M。S。斯特娜夫人采取科學的方法對女兒實施教育，使女兒不到1歲半就能看書，3歲起就會寫詩歌和散文，4歲時能用世界語寫劇本，5歲時能用8種語言說話，在報刊上發表了許多詩歌和散文，在神話、曆史和文學方麵已達到初中畢業的水平，14歲時擔任“美國少年和平同盟”的會長，也是美國匹茲堡最有名的年輕教師。
我國現代的一些文學大家，也是早期識字的獲益者。郭沫若的母親在他3歲時就開始教他口誦古詩：“淡淡長江水，悠悠遠客情。落花相與恨，到地亦無聲。”“翩翩少年郎，騎馬上學堂。先生嫌我小，肚內有文章。”四歲半的時候就開始讀書識字。茅盾的父親是一個受新思想影響很深的人，在茅盾很小的時候，就自選了一些新教材如《字課圖識》、《天文歌略》、《地理歌略》等，讓母親去教。巴金的母親知書識禮，她用工整娟秀的小楷抄錄了《白香詞譜》，裝訂好送給孩子們當課本，這課本成了巴金最早接觸的文藝作品。冰心的母親也是在她四五歲時，就把文字這把鑰匙交給了她……
心理學認為，識字是兒童學習文化的開始，是從運用口頭語言過渡到學習書麵語言的最初的基本環節，是閱讀和寫作的基礎，是啟蒙教育階段的必要手段。
上海一文科高考狀元認為，“如果不識字，對於孩子而言，就等於沒有了視覺信息的來源。”兒童隻有在他們的記憶裏儲備積存起一定數量的字詞，才能理解書麵材料，並通過內部的思維活動逐步外化為現實的書麵材料，即詞、句、篇。從現實的角度來看，早期識字還是智力的催發劑，它充分發展兒童的注意力、觀察力、記憶力、想象力和思考力，可以培養孩子良好的性格和愛書的習慣。
在幼兒識字方麵，古人先賢從理論到實踐都有獨到的見解和寶貴的經驗。唐彪在《父師善誘法》裏提出：“在童蒙幼稚無知，但畏書之難讀，疾書如仇，而不知由於不識字之故。”對此他給出了識字——誦讀——記憶這樣的程序：“若先教令認字，字既能認，雖教三遍四遍，彼到案頭，亦能按字口誦，讀至百遍外，雖甚拙者，亦能記能背矣。”應該承認，這對於我們今天的家庭教育來說，還是非常適用和大有教益的。
在實踐方麵，從周朝的《史籀篇》到先秦的《倉頡篇》、《愛曆篇》、《凡將篇》，西漢的《急就章》，南北朝時期的《千字文》，唐代的《蒙學》，宋代的《三字經》、《百家姓》，明代的《龍文鞭影》，清朝的《小學韻語》等蒙學識字讀本不斷湧現，使兒童在短短的時間內便通過了識字這一難關。即使用今天教育學、心理學的基本原理來審視古代的蒙學教材和識字方法，也完全符合兒童的認知規律，是可供現代家長借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