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去年，我才聽到音樂家馬勒（Gustav Mahler）的名字。在資訊洶湧如八麵來風的今天，人們已不算孤陋，仍避免不了寡聞。社會認識層麵，仿佛案上肉餡，被切割得極其細碎。
我的朋友周遊，在北京一家傳媒機構當音樂編輯。去他家做客，見書櫥裏滿滿的讀物竟無書籍，細看，全是激光唱盤，上麵擺著交響樂總譜。我指著總譜問：“讀嗎？”他點點頭。我想象他於深夜，在書房認真讀樂譜的神態，好玩。
周遊貌美寡言，鼻梁挺削，麵頰幹淨泛青，有貴族氣。作為禮物，我請他自選兩張唱片。他在音像書店將選到的一張唱片拿給我看，說：“馬勒。”那會兒，他眼裏的滿足感，如同賭徒高喊“滿貫”。他扭頭時，敝著領口的大紅羽絨服裏麵，亮光倏爾一閃，一根極細的項鏈，很精致。
這在去年春天。
回到沈陽，周遊寄來一篇音樂論文，我交由友人張英主持的《藝術評論》雜誌上發表了。論文的題目是：《迷惘浮生的慨歎——談馬勒的交響樂》。
又是馬勒。
還有一回，漫然翻閱一本西方現代藝術哲學的書，一行字跳入眼中，我一連讀了幾遍：“20世紀是死亡的年代，馬勒是我們的精神先知。”（萊納特·伯恩斯坦）
馬勒作為一位奧地利的音樂家和指揮家，在西方精神領域競有這麼大的影響嗎？我找來一些書讀，才知在西方知識階層，馬勒是繼貝多芬、瓦格納、德彪西和勳伯格之後最受歡迎的音樂家。在上世紀60年代以來，出現了“馬勒音樂的複興時代”這一文化現象。馬勒作品滲透著深刻的哲理內涵。馬勒終生真誠又終生痛苦。他站在衰草叢生的傳統價值的廢墟上，目睹由科學進步造成的物質繁榮隻不過是一種虛假的幸福。他自己說：“在任何地方我都是一個闖入者，從不受歡迎。”一位美國音樂評論家稱，大多數人都能在自己與宇宙之間形成某種和諧，馬勒則永遠做不到。他的追索、妥協、內疚和焦慮，使他成為時代的預言者。
我借來一本由阿爾瑪撰寫的《馬勒回憶錄》，深為這位音樂家精神生活的精純敏銳所感動。阿爾瑪是傳主的夫人，小馬勒20歲。此書似乎缺乏從更寬闊的角度理解馬勒。公認寫得好的《馬勒傳》是其門生布魯諾·沃爾特所撰，人民音樂出版社已出中文譯本。
我已經開始了聽馬勒的準備，雖然還沒有聽到。同時被一種對馬勒作品的詮釋所打動：“人生是一場悲劇，但生比死更有意義。”
讀《今天》雜誌，上有鍾阿城回憶詩人葉三午的文章。文中說患有風濕的葉三午躺在沙發上與作者“握了蜻蜒點水手”之後，問對方最近在聽什麼？阿城回答聽小彩舞的“醜末寅初”。三午歎了口氣說：“我在聽馬勒。”
我不能像周遊那樣讀交響樂總譜，隻能由耳朵來聽，到各處去找馬勒的帶子。在一家比較上檔次的音樂書店裏，我問：“有馬勒的帶嗎？”女售貨員回答：“沒有。有馬玉濤的帶。”我被噎個踉蹌，接著問：“有馬克思的帶嗎？”女售貨員形色不改，回答：“沒有。有馬長禮的帶。”我欣賞這個女人的冷峻。
馬勒的激光唱片很多，但我的比較不高檔的音響無力享受。
今年5月，手頭有一本《散文·海外版》，翻開一篇文章，題目為《馬勒救了我》。作者是《梁祝》的作曲者之一陳鋼，我合上這本雜誌，心罩一緊。馬勒，這裏麵肯定有什麼事情了，我沒讀這篇文章。馬勒無所不在，如他自己說，“我滲入音樂的永遠是整個的人——感覺的、思想的、呼吸的、遭難的人。”
7月末，我買到了馬勒的一套普通唱片，寶麗金公司出品，波士頓交響樂團演奏，小澤征爾指揮。作品是他的第二交響曲，主題是死亡侵擾與生命渴望的搏鬥。像邁克爾肯尼迪指出的，在這部“尋求拯救”的作品中，“英雄不是古斯塔夫·馬勒，而是人類·馬勒”。
唱片的封套印刷精美，小澤征爾以善良的眼神注視著人們。我覺得聽這套唱片需要一個儀式，或者說一個緣由甚至借口，但我還沒有找到這個機會。
唱片仍然掛在書桌對麵的牆上。我期待有一個朋友來，指著唱片說，“那是什麼？”
“馬勒。”我回答。
“聽一聽好嗎？”他或她說。過去聽或沒聽過馬勒的名字都不要緊。
“好的。”我起身，用我紙刀慢慢劃開唱片外邊的玻璃紙，把它放在唱機上。
聽一聽馬勒。有可能聽不懂。
兩個月了，還沒有這樣的朋友光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