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便說，上麵這段旋律是七十年代的中國小孩人人熟知的旋律。我們盟公署家屬院的驍勇子弟用石塊攻打遼河工程局家屬院、氣象局及外貿家屬院的逆賊時，高歌此曲，所向披靡。
我整了幾個來回，寧丁又鄙夷了，說：“不堪一擊”。他十二歲就會說“不堪一擊”，我聽著像外國話一樣。
這是那年冬天的事。寧丁要走了，我有些傷感，沒人鄙夷我，我也沒人追隨了，偉大的戰爭場景離我而去。在他身上，我得知自己不過是個日本軍曹或伍長，所操日式步兵戰法而已。而寧丁（漢名趙喜龍）是偉大的朱可夫與華西列夫斯基，能指揮多兵種協同戰役。雖然，寧丁有一次喝多了果酒，輕薄我爸的腦袋和耳朵，說我爸是“那大頭”。我和我姐塔娜幾乎淚下，但不敢言聲。我爸是他姐夫，他有權破壞吾父尊嚴。吾父哈哈笑著，我爸這個人一遇窘境，便哈哈大笑，聲音響亮幹澀。寧丁走時，答應在北京給我買一個牽線的木偶。我最喜歡木偶，因為我兒時不與他人往來，倘有木偶，就有了夥伴與救星。在車站時，我怯怯地說：“舅舅，木偶……”
他不耐煩了，說：“別婆婆媽媽的。”
我等了兩年，木偶終於沒有寄來。
這兩年意味著什麼呢？內蒙挖“內人黨”的運動進入白熱階段，他我兩家都陷入滅頂之災。
三年後，他父親和我父親在卻難中都得以苟活下來，我獨身去呼市看望寧丁、姑姥姥與姑姥爺。我那時約十二歲，一是心儀寧丁風範，二在於吾母受留洋的外祖父的影響——一定讓孩子見世麵，就去了。
寧丁的家住在新城西街，有窗軒開闊的四間青磚房子，寧丁之父，我姑姥爺是蒙古史專家義都合西格先生，他對北元史尤有研究，曾租住頤和園的房子寫出專著《英雄陶格套傳》。姑姥爺是騎兵五師的人，這個師的人在文革中被整得死去活來。五師有中國優秀的騎兵將領高萬寶紮布、王海山、奎壁等人。青藏叛亂即被該師靖平。我獻給敬愛的姑姥爺一瓶方瓶“威士忌”，他甚滿意。
我在寧丁家裏小住時，發現他變了，謙恭溫和，雖不藐視我，但隔膜深矣。原因在於他棄武投文，跟內蒙歌舞團首小席提琴家胡賽樂（音譯）學拉琴，並學英語。我很失望，小提琴與英語，離我們共同的理想甚遠。他說英語就是“英格力士”，問我學不學。我不學，因為這是異域的語言。而小提琴，他從早到晚都在拉《牧歌》，乏味。後來我想，寧丁在文革中學小提琴與洋文，實在是英才所為，盡管這與我所認定的作為傑出將領的地位遜了許多。在寧丁家裏，我在姑姥爺的書房裏讀了許多有趣的書，如《一個預審員的日記》、《青藏平叛紀實》等。我還偷喝書房裏的酒，姑姥姥已經發現了，但沒言聲。後來，我偷斟過量，滿麵紅光地高談闊論，他們微笑著。我十二歲，是幹一些壞事可以原諒的年齡。臨走，寧丁與我到烏蘭恰特劇場觀樣板戲《奇襲白虎團》，他說內蒙京劇團李小春先生演的楊子榮，實在比童祥苓要好。在當時，這都是反動話，因此要偷著說。
回赤峰，我給他寫過信，他回信說：“不要寫‘趙喜龍收’，因為沒有人知道趙喜龍是誰。”後來，信少了。小時候，我會寫的字很少，一個“舅”字很令我頭痛，不易分清它與鼠或鼻的區別。
又過了許多年，我自赤峰遷入沈陽，去呼市拜訪寧丁。他是內蒙廣播電台漢語新聞部的主任，性情寬厚大度，很像姑姥姥。我在他家裏喝了一瓶醬釉的茅台酒，寧丁沉默地微笑著，臉頰酒窩現矣。但他涓滴不飲，看我喝酒，並聽我誇誇其談，人真是怪了，寧丁沉靜厚重，我卻饒舌了。他嶽父是政府高官，此酒即他嶽父的家藏，比白瓷瓶茅台貴與醇許多。我喝了一瓶酒竟不醉，下樓矯健騎車，甫出幾步仆地。抬頭看，竟不認識此處為何處。我問樓前老太太：“大娘，這是哪兒呀？”她反問：“你要到哪兒？”
我無計環視，發現大門在身後。我竟摔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折，眼角擦破了。回招待所，對鏡觀看傷口，自語：“喝這麼多年酒，還未在臉上留疤呢。有一個也好。”
寧丁夫人貌美賢良，名蘇麗婭，女兒該上初中了。寧丁的弟弟，亦是吾舅德力黑，是電影放映設備方麵的技師與負責人，對我友善，承贈筆硯。寧丁亦贈禮物給我，比木偶貴得多。近年我敷衍短文謀食，竟被親戚看成是一種出息，慚愧。德力黑的妹妹名小妹，結婚生子。